着北方口音,语速很快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园区守军,我是中方协调的应急响应小队。我们已经进入你们外围,请在楼顶识别信号——红色信号弹一发,现在。”
林越抓过马鲁尔手里的信号枪,冲上三楼。他推开那扇被震裂了玻璃的安全窗,把信号枪举过头顶,扣下扳机。红色光点划破夜空,在战场上方投下一小片橘红色的光。
对讲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声音,但这次语速慢了一点,像是确认了什么:“信号收到。我们正在通过外围。请坚守现有位置,不要出击,不要追击。”
林越按着通话键:“你们是哪支部队?”
对讲机那头停了大概三秒。然后那个声音重新响起来,语调没变,但多了一点不太容易察觉的东西——不是犹豫,更像是在决定要不要说真话。
“我们没有部队番号。你可以叫我砚台。”
林越没有继续追问。他站在楼顶,看着不远处那片被车灯照亮的土路上,三辆没有标识的军用悍马正在绕开维和部队的装甲车,从侧面切入园区外围。车身上没有蓝盔,没有维和字样,没有政府军盾徽。只有车门上喷着几个模糊的白色数字编号,在远光灯下反着光。首车炮塔上的机枪手没有戴制式头盔,头上裹着一块深色的阿拉伯方巾,夜风吹起来的时候露出下面一张东亚面孔。
悍马车队没有减速。他们在土路上扬起一阵红色尘土,直接碾过被炸断的铁丝网,顶到东侧围墙的豁口。首车悍马的车门打开,第一个跳下来的人穿着没有标识的沙漠色作战服,肩膀上挎着一把标准制式的突击步枪。他大步朝办公楼走过来,在门厅外那片被车灯照亮的水泥地上停下,扫了一眼还在燃烧的工程卡车和沙袋掩体后面那些握着扳手和消防斧的工人。
“谁是林越?”
林越从门厅里走出来。他的工装上全是血和红土,左肩的伤口用撕下来的衬衫袖子胡乱扎着,右手还握着那把只剩三发子弹的手枪。
“我是。”
那人看了他一眼——不是打量,是评估。评估他这个浑身是血的年轻工程师还能不能站稳。然后他把突击步枪的枪口朝下,伸出手。
“砚台。使馆让我来的。”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我们来晚了。”
林越握住那只手。那只手跟周明远的不一样,跟林建国的也不一样。掌心的茧子长在食指和拇指之间——不是掂勺磨出来的,也不是握工具磨出来的。是枪。
“不晚。”林越说,“我们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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