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天，隰衡重新站在了北大的讲台上。
他等了十一年。十一年里他喂过猪、翻过地、藏过竹简、挨过批斗。现在他回来了。十一年没有站上讲台，但他的声音没有变——不高不低，稳稳的，像一条深河。粉笔拿在手里的手感也没有变——干燥的、轻微的粗糙感。他以为自己会生疏，但没有。有些事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十一年磨不掉。
教室换了。以前在二院的小教室，三十个学生挤在里面，桌子挨着桌子，粉笔灰满天飞。现在在文史楼的大阶梯教室，能坐一百多人，有麦克风，有投影仪——虽然投影仪他到现在还不太会用。学生也换了。1966年以前的学生穿灰布衣裳，眼神里带着敬畏；现在的学生穿的确良衬衫，有些人手腕上还戴着电子表，眼神里带着一种更急切的东西。
但他们的眼睛没变。那种渴望——对知识的渴望、对理解的渴望——和两千五百年前太学里的学生一模一样。
隰衡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面孔。他讲的是春秋史，从平王东迁讲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迁到洛邑。这次迁都，表面上是躲避犬戎的威胁，实际上是周王室实力衰落的标志。从此以后，天子不再是天下共主，而是诸侯争霸中的一个角色。旧秩序崩解了，但新秩序还没有建立。在这个空档期里，所有旧的规则都变成了空文。"
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年代和人名。粉笔灰落在他的袖口上，他不在意。写了满满一黑板的字，擦了，再写。
课后，一个学生追上来问他："隰老师，您说的'诸侯争霸'——您是不是也觉得，春秋时代并不是我们以前说的那样'礼崩乐坏'？"
"你觉得呢？"隰衡反问。
"我觉得那是一个新的秩序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生长的时代。"学生说，"旧的规则崩了，但新的规则也在崩的过程中慢慢长出来。比如——管仲改革，比如子产铸刑书。每一次旧的秩序崩溃，都孕育着新的可能性。"
这个回答让隰衡心里微微一震。不是因为答案本身——这个答案在学术上并不新鲜。而是因为说这个答案的人。一个穿着旧军装、少了一截小指的学生，在问一个关于"人民"的问题之后，又给出了一个关于"秩序"的回答。这个学生的思维不是教科书式的，是他自己从经验中长出来的。
隰衡看了他一眼。这个学生的眼睛很亮，有一种他在很多人身上见过的东西——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敢于表达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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