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都这么说——‘下次别让我把子弹打光。’然后下次还是打光。”
他站起来，把保温杯夹在腋下，朝楼梯口走。走到楼梯口时停下来，回头看了林越一眼。
“你是做什么的，林先生？在这一切之前。”
“我是通信工程师，负责基站安装。”
袁少校把这句话在嘴里过了一遍，像是在品一个他不太熟悉的技术名词。然后他笑了一下——不是刚才那种对照片里旧部的怀念，是对眼前这个人刚刚给出的答案和这几天实际表现之间的巨大反差。
“工程师。”他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点了点头。“你守住的基站比合同上写的多得多。”
天亮，撤离开始了。
维和部队的装甲车队分成三批。第一批护送伤员，第二批运送中方人员，第三批断后。林越站在园区大门口，一个一个数着上车的人。老何，张会计，几个施工队的工人，厨房里的厨师，那个穿红背心的老赵已经不在了，他的撬棍被老何用一件干净的工装包好，绑在背包外面。他要把这根撬棍带回四川，放到老赵的工棚里。
马鲁尔拄着铝合金拐杖站在大门口，收音机挂在脖子上，天线依然指着北方。另一只手握着阿科尔的念珠。
林越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林建国在他出发前塞给他的三千块——从里面抽出一半，折好，塞进马鲁尔手里。马鲁尔低头看了一眼，把钱推回来。两个人推了三次，最后林越把钱塞进收音机的电池仓里，关上仓盖，拍了拍外壳。
“收音机帮我多听几天球赛。”
马鲁尔低头看着那个电池仓，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拐杖夹在腋下，用当地话骂了他一句——不是愤怒，是那种已经没有力气愤怒、只剩下不想让对方走的骂。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那台断了天线的收音机发出了很轻很轻的电流沙沙声，像暴雨过后檐口上最后一片积水被风晃了晃。
林越上了最后一辆装甲车。车队沿着土路驶出豁口，他在后车窗里看到马鲁尔拄着拐杖的身影越来越小，歪脖子树的枝叶被晨光染成灰金色。朱巴的轮廓在后视镜里慢慢缩小，红色尘土被车轮扬起，像他从飞机舷窗里第一次望见的那片土地。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到马鲁尔。但他知道砚台说的“下次”，不是告别。
装甲车转上主路的时候，林越掏出手机。信号恢复了一格。他打开备忘录——光标在昨晚最后那行字后面静静闪动着。
他在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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