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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
恩加伊把枪机装回去，拉了一下枪栓，确认动作顺畅。
“萨莱年轻的时候在法国念过书，在巴黎大学读的，学的还是社会学。
那时候他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读过马克思，读过列宁，读过韦格纳主席的书。”
弗里茨愣了一下。
“他还读过韦格纳主席的书？”
“读过，不但读过，还能背。
1926年，他在巴黎参加过一次共产国际组织的非洲学生座谈会，在会上做过发言，引用了韦格纳主席《论革命》里的一大段话。
当时主持会议的法国同志还表扬他，说他是‘非洲无产阶级的希望’。”
“那后来呢？”弗里茨追问。
恩加伊把步枪靠在树干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干粮，掰成两半，一半递给弗里茨，一半塞进自己嘴里。
嚼了嚼，咽下去。
“后来他就回国了，带着一箱子书、几本笔记、还有满腔的革命热情。
他以为自己能在这片土地上复制德国的经验。
可他忘了，这里不是德国。德国有产业工人，有工会，有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传统。
这里有什么？
这里只有部落、酋长、殖民者留下的烂摊子，还有几千年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旧习惯。”
“他不懂怎么发动群众，只懂怎么收买头人。
不懂怎么搞土地改革，只懂怎么抢别人的地。不懂怎么建立人民政权，只懂怎么给自己封官。
他的‘革命’还没开始就烂了。从根上就烂了。
一个读过韦格纳同志的书、会背《论革命》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菲尔曼沉默了片刻。
“那他学的那一套，是从哪学的？”
恩加伊把干粮收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
“他从书里学的是怎么组织。但他没学会为什么组织。
他知道要把人捏成拳头的办法，但他不知道拳头应该挥向谁。
殖民者走了，他就把拳头挥向自己人。
他以为，只要把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权力都攥在自己手里，他就是‘革命者’了。”
“可他不是。”菲尔曼声音很轻。
“他不是。”恩加伊点头，
“他是新的殖民者，披着非洲人的皮，说着非洲人的话，干着殖民者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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