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全面恢复后的第一届新生,在1978年秋季,踏入了大学的校园。
谢继远也在这个秋天,收到了长子谢望城从北京寄来的信。信封上,是儿子熟悉的笔迹,落款处印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信纸展开,字里行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激动与开阔。
“父亲:我已顺利入学报到。校园之大,图书馆藏书之丰,师长学识之渊博,同学讨论之热烈,皆远超想象。我最终依您信中所嘱,结合兴趣与国家长远需要,选择了‘自动控制’专业。此专业涉及航空、航天及诸多工业领域,正是国家现代化急需。课程甚紧,微积分、电路原理、理论力学,皆需下苦功。然每思及您常年在艰险环境中为国铸器,我辈能于明窗净几之下,系统学习先进知识,便觉动力无穷,不敢有丝毫懈怠。同学中多有议论出国深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者,我以为,开阔眼界固然重要,但根子仍需扎在国内实际需求上。不知您那边,是否也能感受到一些新的技术春风?若有关于过程控制或简单自动化方面的基础问题,或可来信讨论,我亦可请教师长同学。儿一切安好,勿念。望城。”
这封信,让谢继远在繁重的管理工作和巨大的保密压力下,感到了难得的慰藉与骄傲。儿子的选择,既呼应了时代潮流,又暗含着对父辈事业的某种精神继承——虽领域不同,但追求“精确”、“可靠”、“可控”的内核,何其相似。更让他心中一动的是,儿子信尾那句关于“技术问题讨论”的提议。这看似平常的家常话,却像一道微光,瞬间照亮了连接701工程“蜗牛壳”探索与山外广阔天地的某种可能。
当然,他深知701工程的绝密性质。任何具体的技术细节、设备参数、工艺数据,都绝对不可能通过家信传递。但是,一些不涉及核心机密、属于基础原理或普遍性技术思路的探讨,在严格把握界限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进行一种极其有限的、单向的“知识汲取”?比如,儿子在学习中接触到的关于PID控制的基本思想,关于传感器信号调理的通用方法,这些普适性的知识,或许能为秦工他们那些“土法上马”的探索,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指引或启发,少走一些弯路。
谢继远思考再三,决定冒一次谨慎的风险。他找来秦工,将儿子的信给他看,并谈了自己的想法。
秦工看完信,眼睛发亮:“谢指挥,令郎学的正是时候!自动控制,这可是我们想搞点‘微创新’最缺的理论基础!我们琢磨那个均布器,动作怎么设计才能又匀又稳?我们想改进参数记录,怎么处理信号干扰?这些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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