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腹地的“潜流”自我耕耘还在进行,山外的世界,却已掀起了改天换地的明确浪潮。1978年的夏天,当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如火如荼,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筹备消息如同春雷般隐隐传来,时代转折的洪钟,已然在神州大地上敲响。这钟声,穿透千山万水,即便到了701工程这最隐秘的角落,也化作了再也无法忽视的强劲脉冲。
变化的迹象,如今已不再是“潜流”,而是越来越清晰的“明流”。后方指挥部传来的电文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全新提法,开始成为高频词汇。要求701工程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注重“人才培养”、提高“生产科研效率”的指示,也接踵而至。甚至连那台半导体收音机里,也充满了关于农村改革、企业放权、高考恢复、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振奋报道。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轮廓日益清晰。
这股强劲的东风,对于谢继远和701工程而言,带来的既是前所未有的认同感,也是新的巨大压力与深刻反思。他们数年来在极端条件下专注于工艺摸索、规程建设、技术深耕的“内功”,似乎突然间与国家的****前所未有地同频共振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们不正是在最艰苦的环境里,践行着这句话最原始的版本吗?然而,与山外日渐活跃、开始大胆引进技术、扩大交流的蓬勃景象相比,701工程的“隐秘”与“封闭”,又显得像是一个被遗忘在时光褶皱里的特殊存在。一种“我们做的方向对,但方式是否太慢、太旧?”的疑问,开始在一些技术人员,特别是接触过外部有限新信息的青年骨干心中悄然滋生。
就在这时,一封特殊的、通过绝密渠道转来的家信,送到了谢继远手中。信来自他已阔别数年、正在老家湘潭读高中的长子——谢望城。望城的字迹工整有力,信的内容却让谢继远心潮起伏。儿子在信中没有过多诉说家常,而是用激动的笔触,描述了恢复高考后校园里空前浓厚的学习氛围,同学们如何如饥似渴地补习知识,谈论“四个现代化”的理想;他提到了自己在数理化方面的兴趣和优势,流露出对大学、尤其是对工科院校的强烈向往。信的末尾,儿子小心翼翼地询问:“爸爸,您常年在深山为国家的重大工程奋斗,您觉得,在现在国家大力号召科技兴国的时候,我是应该报考传统的机械、土木,还是应该关注那些听说国外发展很快的新兴专业,比如自动化、计算机?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想像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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