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官府说得天花乱坠,什么“亩产数千斤”、“耐寒耐旱”、“救荒佳品”,许多人心里依旧是将信将疑,甚至充满抵触——万一不成,耽误了一季收成,那可是要饿死人的!
关键时刻,崇祯皇帝站了出来。
他没有坐在深宫下旨,而是数次轻车简从,在周遇吉等将领的护卫下,亲临辽东各地的“皇庄”,这些黄庄是没收的建奴贵族田产改制,不涉及普通百姓。
在田间地头,这位天下至尊会亲手拿起一个沾着泥土的土豆或一段红薯藤,对着围拢过来、既敬畏又好奇的百姓,用带着几分河间口音的官话,耐心讲解:
“诸位乡亲父老,莫要小瞧了这土疙瘩、这藤子。此乃上天所赐,海外祥瑞,于福建、广东等地试种多年,确乃高产稳产之宝!一亩之地,悉心照料,收个两三千斤,并非虚言!
朕知道,辽东苦寒,生长期短,种别的,一年一熟,还常遭霜冻。但这土豆、红薯,恰好不惧短日照,耐瘠薄,从种下到收获,时日不长,正合我辽东水土!只要种好了,不敢说顿顿白面,但让全家老小吃饱肚子,熬过寒冬,绝无问题!”
皇帝的话,朴实,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分量。
最后,崇祯还打了包票,若是土豆、红薯产量不足两千斤,剩下的将有朝廷出钱贴补上。
“凡辽东新复之地,百姓耕种土豆、红薯者,五年之内,不征田赋,不纳丁银!”
百姓们听到这话,心中再无丝毫犹豫。
“万岁!皇上万岁!”
人群爆发出震天的欢呼,皇帝的亲自担保,如同最有效的强心剂和定心丸,瞬间击碎了所有的疑虑和犹豫。
还有什么比吃饱饭、不交税更能打动这些在战乱和压迫中挣扎了数十年的百姓呢?
于是,从去岁冬末到今年开春,一场规模空前的“土豆红薯运动”,如同春风野火,迅速席卷了整个辽东。
官府设立的“劝农所”人满为患,前来领取种薯、薯苗,学习堆垄、育苗、栽种、施肥技术的百姓络绎不绝。
许多人家将房前屋后、边角荒地都开辟出来,种上了几垄。
条件好些的,更是将家中最好的水浇地拿出一半,甚至全部改种。
虽然今年是第一年大规模推广,种下的时间也稍晚了些,但看着田里那一片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所有人的心里都踏实了许多。
按照“劝农所”那些南方来的老把式估算,只要后续风调雨顺,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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