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的同志。
今天,你们跨越的不是海峡,是几百年来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挖出来的那条鸿沟。
你们填上它的第一锹土,后面会有千千万万的人跟着你们一起填。”
“我只有一个命令——活着去,活着回来。”
马蒂敬了一个军礼,台下的同志们则齐刷刷地回了一个同样的姿势。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是苏联人。
他叫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不是那个后来成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名将,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三十八岁,乌克兰人,参加过俄国内战,在骑兵第一集团军里当过连长。
如今他是共产国际军事委员会的苏联代表,专门负责协调各国志愿部队的作战行动。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穿着一件卡其色的苏联军官上衣,没有肩章——苏联红军当时已经取消了旧式的肩章——只有领章上的两个蓝色菱形,代表着他高级军官的身份。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走上台之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同志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英国岛上有雾,你们知道吗?”
“不仅有雾,还有鱼和薯条。我在莫斯科吃过一次,不好吃,太油了。”
“但是,同志们,英国岛上还有一样东西,比雾更浓,比鱼和薯条更难以下咽——那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苏联的同志们在顿巴斯挖煤,英国的同志们在威尔士挖煤。
苏联的同志们在乌拉尔炼钢,英国的同志们在谢菲尔德炼钢。
苏联的同志们在一九一七年举起了红旗,英国的同志们在一九三五年举起了红旗。
时间差了十八年,但举旗的那只手是一样的——是工人的手,是农民的手,是会疼、会流血、会颤抖、但永远不会放下的手。”
“同志们,革命是困难的,是艰苦的,是会有牺牲的。
但革命之后,我希望还能再这里,请你们,请每一个为革命流过血的人吃一顿好的。’”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举起右手敬了个礼。
“去吧,同志们。去把英国变成红色的。”
仓库外面,码头上,最后一辆卡车已经卸完了货。
港口的大喇叭忽然响了,
“第一批赴英支援部队,开始登船。”
仓库里,队列开始动了。同志们的身影从仓库的灯光里走出来,走进码头上那些货船投下的巨大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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