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英国共产党总部。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
这栋建筑坐落在伦敦市中心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上，门楣上方挂着一块不大的铜牌，上面刻着“英国共产党”几个字。
窗户上贴着几张手绘的宣传画，画着工人举起红旗的形象，下方用粗体字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外表看，它不像一个正在酝酿风暴的中心——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的工会办公室，或者一家已经关门的小工厂。
但凡是了解这个国家近况的人都知道，在过去五年里，从这扇门里走出去的传单、报纸、宣传册，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渗透进英国每一个工业城市的工人聚居区。
楼上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长条桌上摊着今天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每日工人报》——最后一份是英共自己的机关报，头版标题是红色大字：
“红旗从多佛尔升起——海峡对岸的演习正在照亮英国！”
哈里·波立特坐在长桌的主位上。
他今年四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
波立特长年在全英国的工人集会上穿梭宣讲，天冷天热都是一件单薄的外套裹着，嗓子常常是沙哑的。
他把手里的烟卷在烟灰缸里掐灭，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今天的消息你们都知道了。
德国等国组成的联合舰队进入多佛尔海峡演习，英国政府至今没有发布任何像样的声明，鲍德温一上午都在和白金汉宫那边反复开会。
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我们的同志已经开始行动了。
不仅我们在行动，连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的工人们，也在自发地举起了红旗。”
“这是自一九二六年大罢工以来，英国工人运动最好的时机。不是之一，是最好。没有之一。”
坐在波立特左手边的约翰·罗斯·坎贝尔微微点头，坎贝尔今年四十一岁，是苏格兰人，出生在佩斯利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
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灰白——那是一九二四年那场著名的“坎贝尔案”留给他的印记。
那一年，他在《工人周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士兵
“不论在阶级战争中还是在军事战争中，都不要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工人同胞”，结果被以“煽动兵变”的罪名起诉。
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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