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短短两个多小时里，英国驻德大使亨利·奇尔顿爵士觉得自己的老命已经去了半条。
今天早上，他是在柏林家中被秘书叫醒的。
那是一封加急电报，来自外交部常任副国务秘书。
措辞还算克制，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慌张，奇尔顿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上一次他的老上级用这种语气给他发电报，还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的那一天。
电报只有短短几行：
“海峡局势急剧恶化。德法苏等六国联合舰队已进入多佛尔海峡公海区域，空中力量同时大规模巡航。国内多个城市出现骚乱，有工人悬挂红旗并成立所谓人民委员会。
国王陛下已召集枢密院紧急会议。首相令你即刻拜会德国政府，探明其真实意图。速办。”
奇尔顿顾不上吃早饭就冲出了家门。
他的司机从车库里开出那辆黑色的戴姆勒轿车，他钻进后座，用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说了句：“人民委员会大楼，快。”
车子冲上柏林清晨的街道。
他坐在后座上，把那份已经被他攥得皱巴巴的电报又看了一遍，然后闭上眼睛，靠进座椅里，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外交官，在巴黎、华盛顿、东京都待过，什么样的危机没见过？
一九一四年他在维也纳亲眼看着斐迪南大公的棺材被抬出车站，一九二三年他在巴黎经历了法德之间的危机——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无力。
因为他要去见的人，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奇尔顿对德国人民委员会并不陌生。
他是一九三零年被任命为驻德大使的，迄今已经在柏林待了将近五年。
这五年里，他参加过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韦格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旁听过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外交政策报告，和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吃过不下几十顿饭。
他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礼貌、克制、滴水不漏。
他们不像他曾经打交道的那些前德国外交官——冯·里希特霍芬男爵那种带着普鲁士贵族式的傲慢和古板，喝起酒来面红耳赤，争论起领土问题来拍桌子瞪眼睛。这些人不一样。他们冷静，说话的时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仿佛“大英帝国”在他们眼里不是需要敬畏的庞然大物，而是一个正在被历史翻过去的一页。
车子停在威廉大街七十七号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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