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眼神暗了一下。
“老伴没了。儿子在热那亚港当装卸工。我准备坐火车去看他。”
他顿了顿。
“你们是德国同志吧?”
“是的。我们去非洲。”
“非洲……打仗?”
“维和。帮助非洲的同志建设社会主义。”
老人点了点头,望着远处那些正在站台上活动筋骨的德国士兵。
“1926年,你们也来过意大利。那时候我还跟着工人纠察队,和你们一起冲进米兰市中心打黑衫党呢。”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那时候,你们来帮我们。现在,你们去帮别人。好,好,好。”
他连说了三个“好”字,眼眶微微泛红。
卫生员来了,给老人清洗了伤口,贴了两块胶布。
连长走过来,问老人要不要送医院。
老人摇头,说不用,就这点伤。
“同志,你们什么时候走?”
“等调车信号,可能很快。”
老人从身边的布口袋里摸出几个橘子,塞到菲尔曼手里。
“带上。非洲那边,吃不到这个。”
橘子是温热的,因为在他口袋里捂了一路。
菲尔曼握着那几个橘子,想说谢谢,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同志,”老人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
“你们是好人。不管去哪里,好人一定打胜仗。”
他朝连长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然后转身,提着那个破布口袋,一瘸一拐地走向站台出口。
阳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影子拉得很长。
菲尔曼攥着那几个橘子,沉默了很久。
他把橘子分给弗里茨一个,自己留了一个。
“到了非洲再吃。也许到了那边,就吃不到水果了。”
弗里茨接过橘子,在手里掂了掂,难得没有接话。
远处传来汽笛声。调车信号亮了。
“登车!”
连长喊了一声。
战士们纷纷回到车厢。军列缓缓启动,米兰城渐渐在身后远去。弗里茨靠着车窗,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和村庄。
“菲尔曼,你说非洲那边有什么水果?”
“不知道。可能有香蕉吧。”
“香蕉吗?那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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