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二世没法向外界交代。
马尼乌可以死,但不能死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
他只能死在监狱里,“因病去世”,或者“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这些都是体面的死法,能给外界一个交代。
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米哈伊·波普,民族农民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被关了三天之后,死在了审讯室里。
官方记录上写的是“心脏骤停”。但参与审讯的人私下里说,他是在被连续审讯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又被电击了三次,心脏承受不住了。
格奥尔基·米罗内斯库,前首相,马尼乌的亲密盟友,七十一岁。
他没有被打——打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传出去不好听。
但他被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的温度里关了五天。他被放出来的时候,浑身发紫,已经说不出话了。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但谁也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维克多·布内斯库,议会党团领袖,四十五岁。他是少数几个扛住了没有开口的人之一。秘密警察把他吊起来,用浸了盐水的鞭子抽他,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他始终没有说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了黑海沿岸的秘密监狱,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康斯坦丁·蒂特尔,布加勒斯特市委负责人,三十八岁。他没有扛住。在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之后,他开口了。
他说出了几个名字,几个地址,几个联络方式。第二天,又一批人被捕了。其中有一个是他大学时的同学,两个人曾经一起在咖啡馆里讨论过马克思和列宁。
蒂特尔变节之后,被秘密警察放了出来。他们让他继续跟以前的人保持联系,继续参加地下活动,然后把每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都报告给秘密警察。
他照做了,而这样的人,不止蒂特尔一个。
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一个人开口了,他供出来的名字被逮捕了,新的人被带进来,新的人又开口了。链式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倒倒一片。
有些变节者后来被秘密警察发展成为线人,穿着便衣,回到原来的单位、原来的社区、原来的朋友圈子里,继续替秘密警察搜集情报。
但也有一些人,在变节之后,后悔了。
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年轻人,是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学生,二十二岁。他被捕之后,挨了一顿打,就开口了。他说出了他在学校里认识的几个同情共产党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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