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始收拾工具,有人骑上自行车,有人爬上拖拉机,有人扛着锄头往家走。弗里茨发动收割机,突突突地开回仓库。赫尔曼和贝克尔走在最后面。
贝克尔问:“赫尔曼同志,您种了多少年地了?”
赫尔曼想了想。“三十多年。从小在地里滚。”
贝克尔问:“您觉得种地苦吗?”
赫尔曼沉默了一会儿。“苦。哪有不苦、不累的活呢?
但苦和苦不一样。从前苦,是没有盼头的苦。现在根本就说不上苦了。”
他指着那片收割完的土地。
“你看,这块地,今年收了八百斤麦子。明年,我想让它收九百斤。后年,一千斤。这就是奔头。”
他们走到村口,天已经暗了。
赫尔曼说:“今天累了吧?早点休息。”
贝克尔摇摇头。“不累。就是……有点饿。”
赫尔曼笑了。“那先去吃饭。食堂给你留着呢。”
贝克尔走到食堂门口,看见老妇人提着篮子走过来。
“小同志,今天累坏了吧?给你带了几个番茄,路上吃。”
她把几个红彤彤的番茄塞进贝克尔手里。贝克尔想说什么,但老妇人已经转身走了。
他站在食堂门口,看着手里的番茄。阳光照在上面,红得透亮。他咬了一口,甜滋滋的。
一九三二年九月,东普鲁士,边境某农业合作社。
埃里希·韦斯特曼站在村口,拎着一只棕色皮箱,望着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
阳光很好,天空蓝得刺眼,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子已经收了,只剩齐膝的麦茬在风里晃。
空气里有泥土和干草的味道,还有一种让他感到莫名烦躁的宁静。
韦斯特曼今年三十八岁,写过三本小说,两本戏剧,若干散文。读者吹捧说他是“柏林文坛最锐利的笔”,说他的书“让人睡不着觉”。
韦斯特曼自己觉得,他是这个时代少数还清醒的人。
清醒地看见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藏着多少平庸和虚伪;清醒地看见那些欢呼雀跃的人群,不过是被口号驯服的羊群。
当然,这些想法他从不写出来。
他只写风景,写爱情,写那些永远不会得罪人的故事,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三天前,作协的通知到了:下乡实践,为期一个月。地点自选,但必须去,必须住满,必须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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