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白兰地。”
门外是一个平静的男声回应。
埃姆斯没有叫过任何东西。他意识到不对,但此刻破窗或硬闯并非上策。
他缓缓打开一条门缝,门外站着两名穿着得体深色大衣的男子,面无表情。
其中一人手里确实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雪茄和酒瓶。另一人则看似随意地站着,但目光锁定了埃姆斯。
“你们搞错了。”埃姆斯用德语说,准备关门。
拿托盘的男子忽然用纯正的、略带伦敦腔的英语低声说:
“埃姆斯先生,辛克莱局长向您问好。但关于您此次来瑞士的行动,我们有些更紧急的情况需要当面讨论。
请配合,为了您,也为了安东尼在牛津的学业着想。”
听到局长名字、来瑞士的目的,尤其是听到自己儿子名字的瞬间,埃姆斯就知道,完了。
对方知道的太多,他沉默了几秒,松开了门链。
埃姆斯被礼貌地请进了一辆等候的汽车,眼睛被蒙上,驶离了酒店。
德国人民内务委员会驻瑞士的某处安全屋,
审讯室内的环境干净,甚至称得上朴素,没有刑具,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灯光也算柔和。
但这样的场景反而让埃姆斯更加不安。
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保持沉默,用专业训练对抗着审问者不温不火的问题。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商人,对方抓错了人。
直到那份文件被推到他面前。
那是几页手写稿,字迹他再熟悉不过,是他儿子安东尼的。
内容是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对英国当前状况的失望,最后是一份充满激情、申请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里面甚至引用了韦格纳演讲中的语句。
其中某些家庭生活的细节,只有他们父子才知道。
“安东尼是个有理想的好青年,埃姆斯先生。”主审的德国特工声音平和,“他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令人感动。我们相信,他的选择是出于真诚的信念。
当然,如果这样一份材料出现在《每日邮报》的头版,或者送到军情五局(MI5)的桌上,想必会对他的未来,以及您的职业生涯,产生一些影响。”
埃姆斯的脸色在听到儿子名字时已然剧变,但长期训练形成的心理屏障依然在艰难地维持着表面的镇定。
他紧抿着嘴唇,目光死死盯着那份儿子的手稿,内心翻江倒海,却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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