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构建出“双因子模型”才有了初步答案。模型很简单——也许在真正的行家看来过于简单：趋势因子判断市场情绪（投票机的读数），价值因子评估企业质量（称重机的真实重量）。两者结合，在情绪过热但价值低估时买入，在情绪疯狂而价值高估时卖出。
过去四年，这个模型让他在1996-1997年牛市中抓住了长虹、发展的主升浪，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控制了回撤，在1999年“5·19”行情中吃到了科技股的红利，最终带着千万资产和三十七页的交易记录离开上海。
很完美，不是吗？
陈默合上书，把它放进已经装了半箱的书箱里。
不。他知道不完美。
模型有个致命的假设：市场信息是充分披露的，价格是自由博弈的结果。但这个假设，在即将前往的那个地方，还成立吗？
他想起上周和老陆的告别晚餐。在外滩三号顶楼的餐厅，窗外是黄浦江和对岸陆家嘴的璀璨灯火。
“深圳和上海不一样。”老陆切着牛排，动作优雅，话语却直白，“上海是‘赌场’，大家按明面上的规矩玩。深圳是‘猎场’，规矩写在暗处，猎人和猎物的身份随时会互换。”
“那我该怎么做？”
老陆放下刀叉，用餐巾擦了擦嘴角。“梁启明是我师弟，聪明，有魄力，但也……”他斟酌着用词，“但也过于适应那个地方的规则。你去他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你不该学的东西。”
“那您还让我去？”
“因为你够清醒。”老陆看着陈默，眼神里有种长辈的审视，“你在上海这七年，见过牛市最疯狂时的贪婪，见过熊市最绝望时的恐惧。你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并且有勇气在别人狂欢时离场。这种清醒，在深圳会是你最大的护身符。”
陈默沉默了一会儿，问出了那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陆老师，您觉得我的模型，在深圳还能用吗？”
老陆笑了，笑容里有种复杂的意味。“能用，但不够用。”他说，“你的模型能识别出‘市场在犯错’，但深圳的很多游戏，规则本身就是‘错误’。你要做的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在错误中生存，然后找到自己的路。”
说完，老陆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陈默面前。
“这是给梁启明的信。我写了三句话，不多，但够用。”
陈默打开信封。信纸上确实只有三行字：
“此子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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