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四日,赵鑫的电话打到家里。
谢晋没料到。
往常都是他打过去,赵鑫接。
赵鑫很少主动拨内地长途,线路不稳定,有时拨通了也听不清。
“谢导。”
赵鑫的声音里,有谢晋不熟悉的东西。
不是急切,是某种压不住的、即将出口的东西。
“剧本写完了?”
“……写完了。”
“您下一步怎么打算?”
谢晋沉默了很久。
窗外是上海十二月的天空,灰白,梧桐叶子早落尽了。
他握着话筒,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条。
上面鼓起一排排细小的芽苞,硬硬的,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
“小赵。”
他说,“这个片子,上影厂不会投。”
赵鑫没接话。
“成荫说得对,我这回心太大了。”
谢晋说得很慢,像在确认什么。
“拍哺乳动物,拍母亲和孩子,拍应答,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电话那头,赵鑫的呼吸声变轻了。
“所以呢?”赵鑫问。
“所以,”
谢晋顿了顿,“先放着吧。”
这句话说出口,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相反,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的形状,和书桌上那摞剧本一模一样。
“谢导。”赵鑫说。
“嗯。”
“您舍得吗?”
谢晋没有回答。
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三十三年了,他拍了二十多部电影。
让人哭过,也让人笑过,让人恨过,也让人爱过。
可他从没拍过这样一个故事:
没有人是英雄,没有人被歌颂,每个人都在做最普通的事。
喂奶,捂脚,放手,挨饿。
可他偏偏最想拍这个。
“谢导。”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我来投。”
谢晋没听清。
“我来投这部片子。”
赵鑫说,“香港金像奖有个导演扶持基金,我是评审委员。我可以动用主席特批额度,八十万港币。”
谢晋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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