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有一批‘好东西’要送往前线某个关键位置。”
“那真正的补给……”马德威问。
“由薛仁贵亲自负责,挑选最可靠的‘夜不收’和老兵,伪装成商队或民夫,分多路、多批次,将实打实的箭矢和火油秘密运往秦王指定的坐标。路线、时间、接头方式,仅限薛仁贵及秦王指定的前线联络人知晓。”杨军布置得井井有条,“同时,稽核房要对近期所有接触过‘狼头峪’相关文书、或可能知晓此‘诱饵’计划的人员,进行秘密的背景再核查和行为观察,注意任何异常动向。”
使司如同一台精密的仪器,在杨军的操控下,开始为秦王的双重计划提供关键的“道具”与“烟雾”。
就在使司为“狼头峪计划”忙碌时,朝堂之上,一场看似与北疆战事无关、实则暗藏玄机的风波,悄然刮起。
五月底,有御史弹劾齐王李元吉在洛阳留守期间“纵容属官侵占民田,强买商铺,致民怨沸腾”,并附上了几份“苦主”的状纸。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齐王素行不佳,此类指控并非首次。皇帝李渊见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下旨申饬,令齐王“闭门思过,严束下属”,并未深究。
然而,随后几日,陆续又有几份来自不同渠道的密奏,内容更为敏感:有提及齐王府护卫与某些背景复杂的商队过往甚密;有暗示齐王在河东、陇右的庄园,近年收入颇丰,来源可疑;甚至有一份语焉不详的密报,称去岁曾有突厥装扮的商人,在洛阳附近与齐王府的某位管事有过接触……
这些奏章并未直接指控齐王通敌,但将其与“商队”、“边地”、“突厥”等敏感词汇隐隐联系起来,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下投入了几颗石子,涟漪虽小,却足以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和联想。尤其是皇帝李渊,他对儿子们的举动向来关注,这些零零散散的“风闻”,或许不足以让他立刻相信齐王有叛逆之举,但足以在他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并让他对齐王及其盟友太子的动向,多留一分心眼。
杨军通过特殊渠道,很快知晓了朝堂上的这番暗涌。他立刻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秦王一系发起的、针对齐王的试探性攻击,目的不是立刻扳倒齐王,而是制造舆论压力,干扰其心神,甚至可能迫使与齐王关联的势力(如“胡记”柜坊及其背后的网络)有所动作,从而暴露更多破绽。
“秦王殿下……已经开始落子了。”杨军心中暗道。这步棋走得巧妙,不直接触碰最核心的“通敌”指控(那需要铁证),而是从齐王的其他劣迹和模糊的边界行为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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