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宣布,“观察区、轻症区、隔离区,分区管理,严禁人员随意流动。本王已再次上奏天后,恳请加派医官、调运药材。在药材抵达前,广采本地可用之草药,如马齿苋、车前草、鱼腥草、金银花(忍冬)、大蒜等,按医官指导,煎煮服用,或捣碎外敷。设立‘护理队’,从康复者或确定未染病之健妇中招募,经简单培训,负责照料病患饮食起居、清洁消毒,给予口粮加倍。设立‘防疫宣讲队’,由识字的胥吏、僧道组成,每日巡行各队,宣讲防疫要则,解释隔离、清洁之必要,安抚人心!”
“第四,奖惩与共,连坐担保! 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甲之内,互相监督,举报疫病、督促清洁。一甲之内,若半月内无新增病患,全甲嘉奖,口粮略有增加。若出现病患隐瞒不报,或违反防疫令,则全甲连坐,口粮减半,甲长受罚!同理,各队、各营,亦以此类推!防疫有功者,无论官民,重赏!防疫不力、玩忽职守、散播谣言、引发恐慌者,无论官民,重罚,直至斩首!”
连坐、担保、重赏重罚!这是将秦代的严苛法家手段,用在了防疫之上。在极度缺乏现代医疗技术和有效监管手段的古代,在个人卫生观念几乎为零的灾民群体中,这是最无奈、也可能最有效的方法——用集体利益捆绑和个人利害威慑,强行推行卫生习惯,建立初步的防疫网络。
高台下一片死寂。李瑾的话,如同冰冷的铁律,一条条砸下来,将之前尚存的一丝温情和侥幸砸得粉碎。人们终于彻底明白,这位年轻王爷,是要用最严酷的军法,来打这场对抗无形瘟疫的战争。亲情、习惯、乃至对“不洁”的粗疏认知,都必须为“活下去”这个最原始、最强烈的欲望让路。
“现在,” 李瑾目光如电,扫过台下神色各异的众人,“同意此令,愿遵守者,留下,各归本队,立刻执行!不同意者,现在即可离开营地,自寻生路,朝廷绝不留难!但若留下,又阳奉阴违,触犯禁令——勿谓言之不预!”
沉默。漫长的沉默。只有秋风卷过废墟的呜咽,和远处隔离区隐约的**。离开?离开这至少有粥喝、有棚住、或许还有一丝渺茫希望的地方,去外面那片洪水未退、饿殍遍野、盗匪可能横行的荒野?那几乎是十死无生。
终于,一个满脸皱纹、眼神浑浊的老农,佝偻着身子,率先跪了下来,声音沙哑:“小老儿……愿遵王爷号令。我们队,这就去挖茅坑,烧开水。” 他身后,同队的几十个人,面面相觑,也陆续跪倒。
仿佛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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