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上手腕，眼神里甚至有一丝解脱。
或许真如李福所言：大家需要的，只是一个台阶。
1843年9月3日晨，琼州镇四门同时升起白旗。
洋枪队余部两千人在营指挥使李鸿章率领下发动兵变，押解着被捆缚的军中高官打开南门。特区护卫军列队入城，未发一枪一弹。
历时二十余日的海南攻防战，就此落下帷幕。
消息传到雷州府时，正在等待“捷报”的平琼大将军耆英跌坐在太师椅上，面如死灰。半晌，他才嘶声下令：“快！备船……不，备车！立刻去广州！”
他甚至不敢在广州停留，那里离特区太近了。这位新任两广总督连夜北逃，最终将总督衙门重新迁回了相对“安全”的肇庆。
而海南岛上，五万大军已成昨日云烟。
李鸿章和他的洋枪队是最后一批走进战俘营的。
虽然兵变有功，但他们终究属于“战场被迫投降”，而非“战场起义”。按特区《战俘管理条例》，他们仍按战俘待遇处理，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优待。
洋枪队未被拆散，依旧保持原编制。李鸿章更是分到了一个单间。这是对他“主动解决问题”的特殊奖励。
单间与集体宿舍不同。虽是同样的木板房，内里却齐全得多：一张木床、一套书桌椅、文房四宝齐备。外间还有会客室和亲兵房，条件堪比高级军官的宿舍。
战俘营实行军事化管理。除洋枪队外，其余俘虏全部打乱重编，每百人为一连，连长由俘虏中口碑较好的原基层军官担任。至于被俘的高级将领，则统一送往香江。他们将在那里接受“学习改造”，之后或加入特区，或由家人出资赎回。
“封建主义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制定俘虏政策时，特区政委苏锐曾如是说。
特区确实不稀罕这些旧官僚。香江大学在校生已近万人，每年数千名毕业生奔赴各重要岗位。义务教育计划在控制区内全面铺开，汉族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八成，且正向其他民族辐射。特区自有其人才培养体系。
但李鸿章以下的这两千洋枪队，却是例外。
他们没有被拆散，只在内部做了人员调整。所有军官进入临时培训班，学习新式军事理论；士兵则由护卫军派出教官，教授新式队列、纪律，同时必须参加扫盲班。而其他普通俘虏，则按兴趣学习农业、工业技能；战俘营里建起的数十间教室，每晚都挤满了人。
也有人宁愿种田，不愿识字。对这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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