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声像潮水般涌来,我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大三那年,他自行车坏了,我俩淋着雨推车回宿舍,他笑得像个傻子:“老李,以后咱俩开个车行!”现在,他坐在能俯瞰整座城市的办公室里,而我连一辆二手电动车都买不起。情谊?早被这城市的钢筋水泥碾碎了。
我站起身,把没喝完的咖啡倒进路边的垃圾桶。抬头时,看见写字楼的玻璃上倒映出我的样子: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影子。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红包,突然笑了。五千元,可它买不回那个在宿舍里分我半碗泡面的人。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声音沙哑:“老婆,我……我找了个临时工,明天能开工。”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压抑的抽泣:“你……别勉强。”我挂了电话,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突然明白:他不是冷漠,他是被这社会驯化成了机器。当年那个会为一碗面笑出声的少年,如今连“老李”两个字都得用“李哥”来称呼。
第二天,我去了工地。工头是老张,认识我十年。他递来一罐啤酒:“老李,听说你找学弟了?”我点头,喉咙发紧。他叹气:“那小子啊,去年还说要帮咱修路,结果呢?人一走,连影子都没了。”我仰头灌了口酒,苦得直皱眉。老张拍我肩膀:“别想多了,这世道,谁还没个坎儿?”他顿了顿,“我儿子去年也住院,我蹲在医院门口哭了一宿,可没找谁借钱。”他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我攒的,先用着。”我攥着那几张零钱,手抖得厉害。老张说:“你小子,别把自己逼死。”这话像针扎进心里。我忽然想起,当年学弟也是这样,总说“别怕,有我在”。可现在,他连“有我在”都懒得说了。
深夜,我躺在工棚的铁架床上,听着隔壁的鼾声。窗外,写字楼的灯光亮到凌晨。我盯着天花板裂缝,想起学弟办公室的落地窗——他一定能看到整座城市的灯火,却看不到街角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人。社会的鸿沟不是一道墙,而是一道深渊。你爬得越高,越听不见下面的哭声。大学时,他总说“我们是兄弟”,可兄弟这词,早被镀了金,变成了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我摸出那张五千元的红包,纸币硬得扎手。我把它塞进枕头底下,不是因为感激,而是因为害怕。害怕自己会哭出来,害怕自己会跪下来求他。
天亮时,我醒了。工棚的阳光照在脸上,暖烘烘的。我起身,把红包放在床头。今天,我要去领第一笔工钱。老张说,工地活多,能多挣点。我走到窗边,看远处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朝阳,刺眼得像在嘲笑。我忽然觉得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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