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蛇口工地工人的平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一个熟练的泥瓦工,一个月赚的钱,顶得上一个内地国企工程师半年的工资。
第三笔,国家账。
和记实业在蛇口的所有投资,全部来自境外,没有花国家一分钱。
而已经签订的芯片出口预售合同,将在未来三年内,为国家带来超过三十亿美元的宝贵外汇。
一场小范围的会议上,争论异常激烈。
一位穿着军装,肩上扛着将星的老人,放下手里的报告,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
“袁振邦同志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我们革命几十年,为的就是共同富裕,不能因为要效率,就丢了公平,走了回头路。”
另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经济学家立刻反驳。
“我不同意!什么是最大的公平?让国家富起来,让人民吃上饭,就是最大的公平!我们穷了这么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好不容易有人趟出一条路来,我们不扶一把,还要把他拉下水吗?”
争论,在一瞬间变得激烈起来。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每一个人都神情严肃。
他们知道,今天讨论的,不只是一个深圳,一个蛇口。
而是整个国家,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要走的路。
坐在主位上的那位老人,一直没有说话。
他只是安静地听着,手里拿着那份来自蛇口的报告,一页一页,看得极其仔细。
当他看到那张工人工资与全国平均收入的对比图表时,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他抽了一口烟,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老人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没有在袁振邦那份洋洋洒洒的报告上停留。
而是直接在那份全是图表和数字的报告封面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他的声音不高,带着浓重的乡音,却像一声惊雷,在每个人的耳边炸响。
“我看,深圳的同志,杀出了一条血路。”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
“北京,就是要给他们这样的权!”
蛇口,招待所。
袁振邦正在召开一个临时的新闻通气会。
他准备向全国,通报这次“蛇口整顿”的阶段性胜利。
他要让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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