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上那条短信。
窗外是京城的夏末，阳光照在对面楼房的玻璃上，反着刺眼的光。
他拿起电话，拨了另一个号码。
挂了电话，周秉义坐在椅子上，盯着面前的审批材料。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字他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了。
他把材料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是部里的大院，绿树成荫，几辆黑色的奥迪停在楼前。
他站在窗前，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窗台。
三天后，周秉义在办公室被带走了。
那天下午，他刚开完一个会，回到办公室。秘书给他泡了一杯茶，他刚端起来，门就被推开了。
四个人走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国字脸，穿着深灰色的夹克。
“周秉义同志，”那人开口了，“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周秉义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他看着那四个人，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变成僵硬，又从僵硬变成一种说不清的苍白。
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来。
“你们搞错了吧？”
“没有搞错。”国字脸说，“这是文件。你看一下。”
周秉义没有接那张纸。他站在那里，看着办公室窗外的大院。
楼下的奥迪还停在原处，树荫底下的哨兵还在站岗。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可他忽然觉得，自己跟这个院子之间，隔了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他被带下楼，上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车驶出部里大门的时候，他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王新军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看着桑塔纳从面前开过去。两个人的目光隔着车窗对了一下。
周秉义看见王新军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
周秉义把脸转向前方。车驶上了长安街，往西开。
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那个账本，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
——
周秉义的案子进展得很快。证据确凿，账本上的每一笔都经得起查，银行流水、房产登记、出入境记录，一条一条都对得上。
像这种案子，十年难遇一次，证据链完整到连辩护律师都找不到缝。
周秉义在审讯室里坐了三天，最后全部交代了。他交代的东西比账本上记的还多，牵扯到的人比预想的还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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