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进相互了解”。
写完后，他逐字读了两遍，又划掉两处略显生硬的词句，才把稿纸递给秘书：“润一润，把语气再放软些，别让人觉得我们急着贴上去，但核心意思不能改。”
秘书接过稿纸，扫了一眼，便明白这位的态度远比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更热切。
“对了，阿水家里怎么样？你安排时间，我们去阿水家里看看。”
秘书起身告辞的时候，那位不知怎么突然问起来阿水。
秘书抬起头来，面色有些为难：
“阿水...没有家了。他是十几年前从湾岛来投奔叔公的，可他叔公已经过世了。他没有结婚，无儿无女，在这边没有别的亲属。”
那位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想不到阿水舍命相救的理由，现在连照顾下阿水的家人，也做不到了。
——
那位释放了非常友好的态度，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专案组的侦办工作却像一辆陷在泥地里的车轮子，空转得火星四溅，就是找不到那一个能把它顶出去的着力点。
“有人比我们快了一步。”专案组组长在那周的内部会议上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每一遍的重音都落在不同的字上。
底下坐着的人面面相觑，谁都知道那一步是谁先迈出去的，但没有人敢把那个名字念出来。
会议室里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头顶老旧日光灯发出的嗡嗡电流音，像一只困在灯罩里的苍蝇，持续而恼人。
“这案子没法查。”一名从调查局借调的年轻干员在走廊尽头跟同事压低声音发牢骚，“咱们查什么，对面就清什么，每一步都像有人提前看了底牌。”
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接话，只往他手里塞了一根烟。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况且离职的那位，余威还在。
这种无能为力的焦灼像一层看不见的膜，把整个专案组裹在里头，越挣扎裹得越紧。
两个案子被圈在同一个问号底下，问号旁边还站着那位用红笔圈出来的两个名字。
日子就在这种拉扯中一天天滑过去，转眼就是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那位的办公桌上堆了更多的卷宗，烟灰缸里的烟头换了不知道多少轮。
专案组换了三波人，第一波被调走的那位干员至今还在接受内部审查，第二波里又有一人因“身体原因”主动申请退出，剩下的人嘴上不说，眼神里的那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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