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冬就谢天谢地了。”
李老汉感慨道：“咱种地的，汗珠子摔八瓣种出粮食，不白累一年，能换回钱来，扯布，买盐，添农具，这日子才有奔头！还是咱们华夏好！不收税！”
旁边编着草绳的孙老太接话道：“可不是咋地！哪年交粮不是扒一层皮？斗尖要踢，淋尖要抹，好粮食硬说成次的，折腾半天，能给你留点瘪子壳子就不错了！哪像今年……啧啧，老婆子我活了大几十年，头一回见着官府客客气气拿钱跟咱老百姓买粮的！”
“不止呢！咱这多余的粮食，公家不光收，价钱还给得公道，俺家那口子盘算着，留下口粮，剩下的卖给公家，到时候除了给小子娶媳妇攒点，还能把屋顶翻修翻修，省得冬天老漏风。”
“哎哟真好啊，临老了临老了咱享上起义军的福了。”
“咱娃儿可都得好好教着，可不能让他们没人使了。”
“什么他们，是咱们，咱们都是华夏的，是一家人……”
与此同时，京城。
几乎一年的时间，火器营的工匠们已经换了两轮。
康熙的耐心越来越少，他无法理解技术差距的根源，眼里也看不到没有硝酸炸药，被炮弹炸膛致残的底层工匠。
华夏的火器是建立在戴梓的天才，殷灵毓的超前知识以及初步的简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
清廷工匠仅凭模糊的战报，甚至连缴获的零星残片都没有，在没有理论指导和工业支撑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成功仿制。
但康熙不懂。
他只能将失败归咎于工匠们的“无能”，“不尽心”，试图用处决他们的鲜血，向其他人逼迫出成果，认为只要技术上能追平，就能在军事上取胜。
这是他作为传统帝王最直接的思维模式，但他完全忽略了支撑华夏军力的底层逻辑，那些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高效的后勤保障，民心凝聚带来的兵源质量和士气，以及背后的简陋初级工业体系。
他只是在徒劳地模仿“果实”，而不去研究甚至拒绝承认培育果实的“土壤”，因为他知道那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削弱自己的权力。
阶级立场和统治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这么做。
事实上康熙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对的。
至少对于他的统治而言。
但他面对的是已经超出他的固有认知的“反贼”，他想不到仅仅是一年，吉林与黑龙江会在起义军的带领下发展成什么样子，他选择最稳妥的固守，就等于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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