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总以为自己快死了，没想到最终拖着病躯还活了那么久。
对于福王，明史记载他“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野史提到“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走，王以体肥，不能远走，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
以朱由检现在所看到的情况来说，福王确实是比较胖，面有酒色财气，但也不至于真的胖到三百多斤的非人体型，贰佰斤顶天了，或许是他后来再继续变胖了，又或许只是清修史书对明朝的系统性、习惯性抹黑。
不过朱由检也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大明的这些藩王也确实都被养废了。他希望天下的藩王能够支棱起来，为他分担压力，承担平衡士绅团体、监督百官、救济厮民的责任，但他发现这群藩王大都也只不过是一群平庸之人罢了。
不过依照大明的情况，若是有为藩王，很可能活不到现在，这算是制度与藩王本身的双向奔赴。但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嘛，很多人包括朱由检自己也只是命好罢了，并无什么出色的才能，人才从来都是稀缺的。
但即使是平庸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也可以干出不凡之事。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听起来多少带着些道德绑架的意味，而责权一致则更符合现实的逻辑，这也是朱由检所希望在大明当下社会达成的思想共识。
读书人因多读书获得权力，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但实际上，读书这件事本身是对其的内生要求，对外是不做功的。
也就是说，读书人并没有因为读书这件事就对大明社会做出了贡献，而他们是不可以理所当然地享有权力和特权的，在国家授予他们官职的同时，本身就应该附带着他们所需要履行的义务。
占据社会资源多的贵族士绅，需要缴纳更多的税负，这并非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他们本身所需要承担的社会义务。
因为缴纳的赋税不只是用于民生建设，其实本质上是富人对国家所缴纳的、用于保护自己庞大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护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家大业大，就要多交保护费；财产多，就要多缴税，其实是合理的。
但可惜的是，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权力本质来源是暴力，理论上是自上而下的，但在权力的现实运行之中，却形成了“权力自下而上流动、自上而下分配”的局面。科举制打破了世家门阀对权力的垄断，同时也模糊了权力的界限。
官员对皇帝负责，下级对上级负责，而这其中并没有见到百姓们的身影。所以，百姓并没有分享到权力，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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