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
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
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
事实上,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
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时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吗?”为题,总结战后神学思潮,引发了全民辩论。
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
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
女孩约莫八九岁,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瞳孔剧烈收缩着,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
“小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
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凑近了些想要拍摄,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
“不要杀我!不要!”
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
她疯狂挥舞着双臂,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却仍死死盯着那个“枪口”,浑身战栗如筛糠。
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
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又掏出一块桂花糖撕开塞进她的嘴里。
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门,爸爸去开门,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
镜头给到牧师约翰·马吉的手持摄影机,在他的镜头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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