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偏远的《花城》最倒霉,求稿件比其他人都更不容易。他们常常把作家请到羊城,住当时最豪华的白天鹅宾馆。不是住三天两天,而是三月两月,住里面写。
朱生昌说:“其实作者也是势利的。就算《花城》这么努力,他们仍然付出多,收获少,无论他们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给他们的稿子,多数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还是要留在京沪,住白天鹅宾馆也不管用。”
“作家不论个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都削尖了脑袋钻京沪的杂志。因为他们也要给自己作品找个好娘家,有时并不考虑稿费,而是力求寻找更具影响力,更有话语权的刊物。”
的确如此,再想想,路垚最后已经被逼迫得往市级刊物发,简直是悲剧。
1988年,陕省文坛最大的事情,最大的悲剧,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余切有责任挽救它。
会议结束后,《当代》的副总编朱生昌说:“我宣布个事情!”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他却看着余切说道:“我们《当代》杂志要举办个研讨会,请到那些一流作家前去陕北,由路垚来安排,他就是陕省作家的代表人。”
其他人并不傻,三两下就猜到了和余切前些日子的言论有关系,纷纷恭喜起来。
余切也觉得《当代》干的还算不错:给面子。
路垚抽名牌烟、喝雀巢咖啡到一种病态的程度,恐怕不光是生理成瘾,还有心理上的因素:他极度的渴望认可,而这些外在的“高档物”,可以让他觉得他像是一个大作家。
于是,在众人前去登州前,《当代》编辑部组织了为期一周的“陕北行”,邀请了最近比较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这些人中,除了路垚、周长义、朱生昌等人,还有一个余切前几年的熟人:王安亿。
王安亿是沪市人,出自文艺世家,前几年和屈铁宁是好姐妹,现在是沪市作家协会创作室的会员。
她已提前得知此次公费出差,和余切有些关系。《当代》杂志的朱生昌找到她说:“王老师,你和余教授算是认识过,这次陕北行后,还望你发挥你文艺界的影响力,帮我们说几句好话。”
王安亿乐了:“余教授一直以来急公好义,当年因为一颗糖丸的事情,愣是成立了个‘春雨行动’,席卷全国!你们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竟然惹得他针对你们!”
对于这种抱怨,朱生昌只好露出苦笑。
陕北这个地方很苦,经济条件和南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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