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他轻轻咳嗽一声，杜华山和徐慧莹，就都退了出去。贺田取下办公桌后面的一副画，后在露出一个小的保险箱。打开之后，从里面拿出一本小册子。
自从局本部出了电台案后，军统的电讯处，就开始进行分工。收报不译码，发报不编码。这样，很大部分，杜绝了收发报人员泄密的可能。
今年的3、4月左右，总部的董益三，突然收到，以张蔚林为首的约五、六个人，联名从皖南一个潜伏电台发来的电话。说每月三十元的薪金，不敷日用，要求增加月薪。
此事如发生在别的单位，不足为怪，但出现在军统内部，则为严重的违纪事件。他们是分派在抗日第一线的潜伏电台，为了保密，平时绝对禁止互相串联，现在竟然能联名发电，足以证明他们已相互往来，显然不能再继续留在该地工作。
因此立即调他们返回重庆，并另派了其它人员接替了他们的任务。等张蔚林等人返回重庆后，董益三并未给予他们处分，只是重新分配了工作，把张蔚林分配在主管通讯业务的第四处第一科华东股工作，赵力耕、杨洸、安文远等人分配到了电讯总台工作。
回到重庆后的张蔚林，主动与设在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要求面见周先生，雷英夫告诉他，周先生已出国。当时的周先生，确实是去苏联动治伤，半年后才回国。
既然周先生不在，张蔚林就又提出要见叶先生。叶先生虽然就在曾家岩，但此时中共方面对来自军统的张蔚林是一无所知，不能贸然让叶先生接见这样一个“特务”。
于是，决定由曾希圣与张蔚林谈话。巧合的是，曾希圣就是中共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长征期间，曾任主管电讯情报的军委二局局长，是当时我党重要的情报专家。
对于张蔚林这个军统电台出身的人，他当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同样是对张蔚林的军统特务身份有所顾忌，曾希圣也没有轻易答应张蔚林去延安的请求，而是安慰张蔚林说在重庆在延安都是抗日，留在军统也一样可以为国效力。
很快，张蔚林就把自己的兄弟伙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还有安文远都发展为秘密党员，给军统的要害部门掏出了一个大洞。
在张蔚林案侦破后，译电与报务是绝对分开的，也就是说报务员是不应该接触密码的，在电台工作，只是拍发已编好密码的电文和接收对方加密的电文，至于电文的内容，报务员不应该知道。
对于加密电报，就算是徐慧莹这个电讯处长，也是不知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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