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土地的产出，这样一来，反而抑制了兼并，促进了粮食生产。
这是基于大明现状的政策，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局面，当粮食的收益较低时候，粮食的交换价值大幅度下降，其使用价值就会得到突显，而田亩也会自然而然的从豪民流向小民，种出来的粮食才能到人的肚子里。
“先生还真的是读书人啊，加税、降低粮价，双管齐下，这么搞的话，民乱四起。”朱翊钧撇了撇嘴，拿起了朱笔，否定了李如松的奏疏，也否定了张居正的意见。
李如松这本奏疏是一句也没提朝官对他的攻讦，但字字句句都在反击，他在刨根，刨势要豪右的根儿。
土地是这些出身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的命根子，李如松就是奔着朝官的要害去的。
张居正在表达自己的愤怒，富国强兵，是张居正新政的核心内容，对于李如松如此攻讦，是对新政的挑衅。
这些看似合理的话，其实都是在表达态度而已，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推行。
这么大的事儿，张居正就贴了一张浮票，其实就是知道皇帝不会同意，才会如此建议，张居正教过朱翊钧，一个政令如果他看起来十分的完美，那么它一定非常的危险，朝廷加税，看起来简单直接，而且方方面面都很好，那就十分危险了。
那么，加税的代价是什么？
大明也有加税的典型案例，征三饷，征三饷就是的结果就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一个古怪的循环出现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下，帝国的财用大亏，蛮夷起于四野，流寇荼毒天下，朝廷无银无粮，无法组建军队安定江山社稷，只能加征三饷，结果就是把良善的百姓逼上梁山，逼到落草为寇。
为安定天下加派，加派逼民为寇，天下更加动荡，需要更多的加派，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建立。
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征辽饷，崇祯十年开始加征剿饷、崇祯十二年饷尽而贼未平，再加练饷，崇祯十年和崇祯十二年的时候，杨嗣昌对崇祯皇帝说：百亩只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杨嗣昌的逻辑也是如此，加税减少兼并。
一切设想都是极好的，加的税也不多，但大明朝的确是这样的，朝廷开征三饷后，各地各级衙门，是决计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机会，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
所以，加税其实就是张居正威胁朝臣们的一个办法，也就是吓唬吓唬这些个朝官而已。
大明现在的暴力被完全掌控在皇帝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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