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眼看就要离开了，这时候也不好隐瞒，便说道：“实不相瞒，因我家相公升任户部郎中，去了东京，我们母子正是等他在那边安顿好后，再去投奔他。
“我想寻一个稳妥的门路，就把路费交给了那米铺的一个伙计，由他来安排在他们商铺北上的船上，如此能稳妥些。谁知却……”户部郎中这官是户部属官，从五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好歹是个六部直属的京官，若是到地方那也是有着宰相门前七品官的效果，何况户部统管天下人口财政，地位在六部中也属中等的。
不过所谓
“长安居，大不易”，这放在东京汴梁也是如此，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便有记述，
“……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物分争以贵价取之。”也即是说，这时候的东京汴梁可谓是奢靡成风，尤其是在城中，大多是不事生产的，是以第三产业为主，所以消费主义盛行，好比后世许多人，只买贵的，当然也得是物有所值，毕竟竞争激烈的时候，那就要看各自的口碑了。
宋真宗即位后开始提倡节俭，抑制奢靡，其实也是有迹可循，正是因看到了东京城中奢靡成风，国家还陷于战事中，却如何能被纸醉金迷所耽误？
但这其实也只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此时消费最为奢靡的，莫过于文官士大夫群体，他们将此称之为
“雅兴”，所谓雅，代价就是金银支撑起来的，譬如节日互赠厚礼、宴会铺张浪费，尤其在与饮食上。
《宋史寇准传》中记载：“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
按寇准年纪，那时还是宋太祖赵匡胤时期，而正是赵匡胤有鉴于五代时奢靡之风，才率先开始提倡节俭。
窥一管而知全豹，此时的官宦、富贵人家何等奢靡浪费已经是可见一斑。
这其实也有两个缘故，其一自然是赵匡胤得位不正，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混乱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原大地，但他们的统治并未能完全落于实处，不管是蜀中残留有大量的地主与后蜀遗留，还是江南这边的南唐故旧，都让各地还保留着大量的原样风俗习惯。
其二却是赵匡胤对于士大夫阶层的纵容，所谓刑不上大夫，再加上赵匡胤对于武将的警惕和限制，担心他们会重演自己黄袍加身的旧事，故而以文抑武，使得文官、文人在宋时的地位越来越高。
若真是以文武相互制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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