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将历年来现场留存的所有生物物证全部送检。
报告批得很快，他亲自带着物证箱坐长途班车去了兰州，箱子里装着从 1988 年第一案开始留存的凶手留下的精斑拭子、死者指甲缝里的皮屑、杯沿的唾液残留，每一样都封得严严实实。
等待结果的两个月里，张树平坐立难安。
这是他办案这么多年，第一次寄希望于实验室里的技术，而不是脚底板跑出来的摸排。
2000 年春节刚过，检验结果传了回来：所有案件的生物检材，确认均来自同一名男性。
拿着那份薄薄的检验报告，张树平在办公室坐了整整一下午。
十二年了，从 1988 年第一枚刀尖碎片开始，争论了十二年的 “是不是同一人”、“是不是流窜作案”，终于有了板上钉钉的答案。
他们手里第一次有了凶手独一无二的 “生物身份证”，比指纹更精准，更无法抵赖。
他当即给市局打了报告：有了 DNA 分型，案子就有了根。
只要这个人再作案，只要能采到他的血，就一定能把他揪出来。
可如果凶手不再作案，或者永远无法再次提取到的DNA，就无法做DNA比对，凶手就能一直逍遥法外，直到他生老病死。
可讽刺的是，时间既是警方的敌人，也是凶手的麻药。
在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蛰伏后，时间又慢慢磨掉了高承勇心里的那点忌惮。
起初他还时时提着心，听见警笛就有些紧张，看到电视里说 DNA 技术就换台。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地里的庄稼收了一茬又一茬，儿子的个子又窜了一头，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渐渐觉得，所谓的验血抓人，不过是老百姓以讹传讹；就算真有，白银那么多人，怎么就偏偏能查到他头上。
更磨人的是心底那股压了两年的痒。
种地、卸车、盖房子，再累的活都填不上那个空。夜里闭上眼睛，就是刀子割开皮肤的触感，就是对方从挣扎到软下去的过程，就是那种把一条别人的命攥在手里的、沉甸甸的满足感。
他越压，那股念头就越往骨子里钻。
2000 年秋收之后，农闲下来，他又跟着老乡去白银建材市场打零工，帮人拉货卸货。
有天他送货路过棉纺厂旁的一片小平房，墙皮斑驳，门锁还是老式的弹子锁，下班的女工三三两两往院里走，和十几年前冶炼厂的家属院像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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