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城的春天来得比苏州晚一些。
运河两岸的柳树刚抽出嫩芽，风里还带着从北边刮过来的沙尘，落在水面上，一片一片地泛着浑浊的涟漪。
码头上的脚夫们，正忙着卸最后一批漕粮，麻袋从跳板上扛下来，堆满了半个仓库。
岸边的茶摊上坐着几个歇脚的船工，一人端着一碗粗茶，拿袖子扇风，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今年的水情。
有人说运河水涨得比往年快，有人说看这天怕是要发水。
正说着，码头上忽然传来一阵骚动——几个正蹲在石阶上啃干粮的脚夫，同时抬起头往街口张望。
茶馆老板娘手里的铜壶，停在半空中忘了倒水，连河边的野狗都竖起了耳朵。
街口站着一个人。
头发乱得像一堆枯草，裹着一件不知从哪捡来的灰布袍子，袍角已经被磨得稀烂，在风里飘成几条碎布。
他赤着脚，脚踝上，有一道狰狞的旧伤疤，像是被什么东西砸烂过，又重新长好，骨节歪歪扭扭地突出来，每走一步，那只脚就往里拐一下。
他的眼睛倒是亮的，像是在看什么东西，又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他站在街口，仰头望着码头上新搭的接驾彩棚，咧开嘴笑了，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沙哑的笑声。
然后扯着嗓子，用一种凄厉的声音喊出来——“水来了，你们看啊，水来啦！一个都跑不了，一个都跑不了啊！”
码头上的人，只抬头看了他一眼便继续干活了。
他每天都来，站在街口喊同样的话，有时候喊“堤”，有时候喊“水”，有时候喊一个含混极听不清的人名。
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也没有人想知道。
有好事者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水疯子”。新来的脚夫头回见他，问旁边的老脚夫这人是谁。
老脚夫往地上啐了口唾沫，说一个疯子，以前是秀才，后来不知怎么的疯了。
新脚夫问怎么疯的。老脚夫摆摆手说谁知道，这年头疯了的还少吗。
沿街的铺子老板们知道的多些，卖炊饼的老张头说，这疯子以前常来买他的饼。
那时候还穿着干干净净的长衫，说话也斯文，后来不知怎么就疯了。
卖鱼的赵老四说，他去府衙告过状，被衙役打了出来，腿都打断了，爬起来继续跪在门口不走，跪了好些日子也没人理他，最后是被几个衙役架着扔到了街上。
后来他又去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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