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试在轧钢厂进行得出奇顺利。
厂里老师傅们手艺精湛，几个关键的反应釜和配套设备很快就被敲打了出来，安装调试一气呵成。
实验室里摸索出的乙醇提取工艺，在放大规模的设备中依然稳定运行，产出的粗提物纯度符合预期。
几乎与此同时，合作医院那边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针对疟疾病人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这种从黄花蒿中提取的新型药物，对控制疟疾症状、清除疟原虫展现出堪称“特效”的惊人效果！多数病人用药仅三天，高热退却，症状基本消失。
这份沉甸甸的临床报告被火速上报至卫生部。
高层领导高度重视，最新的指示很快下达：尽快扩大生产，保障供应！
然而，功劳和香饽饽谁都看得见。
一机部（红星轧钢厂隶属一机部）首先闻风而动，认为此项目从研发人员（杨大伟）到生产基地（轧钢厂）都在自己系统内，理应由一机部主导后续产业化。
一场没有硝烟的部门之争就此拉开帷幕。
在一间气氛严肃的会议室里，两个部门的代表争得面红耳赤。
卫生部的领导敲着桌子，语气强硬：“胡闹！这是治病救人的药物！从研发立项到临床使用，都属于我们卫生部的管辖范围！你们一机部懂医药管理吗？懂药品规范吗？这根本就不是你们该插手的事！”
一机部的代表也不甘示弱，据理力争：“王部长，话不能这么说！没有我们轧钢厂提供的场地、设备和关键技术工人，没有我们厂的杨大伟同志前期参与，这药现在可能还停留在论文纸上！研发有我们的人，生产在我们的厂，这成果怎么能说跟我们没关系？理应由我们一机部来主导生产！”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会议陷入了僵局。
眼看谁也说服不了谁，上面负责协调的领导最终拍了板，采取了常见的平衡策略——各打五十大板。
最终的决议是：由卫生部和一机部共同出资，在红星轧钢厂东侧的一块荒地上，新建一座专门生产此药的“红星制药厂”。这样，既利用了轧钢厂现有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又确保了药品生产能被纳入卫生部的监管体系。
关于新厂的人事安排，也体现了这种平衡与妥协：厂长由医学院的李石同志（李教授） 担任，代表卫生部的技术和专业管理；而副厂长则由杨大伟兼任，代表一机部及轧钢厂的原生力量。
就这样，杨大伟的办公地点，从烟火气十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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