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利用率看起来不低，百分之八十七。
但我们的生产成本太高了。不是技术问题，是工艺布局问题。
我们现有的化肥厂，大部分是二十年代建的，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工艺。
十五年过去了，工艺在进步，我们的工厂却没跟上。
不是不能跟上，是过去十年我们优先保障的是产量——只要有化肥，农民就能增产，我们就能吃饱。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
现在，该想想怎么让农民用上更便宜、更好的化肥了。”
“你的建议呢？”托勒问。
“关掉一批小厂、老厂，把资源集中到新建的大厂上。
新工艺、新设备、新流程，成本能降下来三成，产量能提上去四成。
短期产量可能会波动，但从长期看，我们的化肥会更便宜、更好用。
小厂关掉以后，工人怎么办？转岗培训。
大厂需要的人更多，不是更少。我们的工人是有技术的，学会操作新设备不难。”
会议室里的嗡嗡声更大了。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低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什么。
农业机械管理局的负责人随后发言，他的意见听起来很朴实。
“我们农业机械的情况，跟化工不太一样。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这些大件农机，市场基本饱和了。
前几年农业机械化搞得太快了，去年一年就新增了一万两千台拖拉机，现在全国保有量将近九万台，平均每个合作社能分到一台多。
合作社的利润有限，不可能年年添置新机器。
农机的更新周期长，一台拖拉机用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我建议调整产品结构——大件农机稳一稳，中小型农机、农具要上。
很多小地块、山区、丘陵地区，大型农机进不去，但农民需要能用的小型机械。
这不需要多高深的技术，需要我们关注那些被大机器遗忘的角落。”
几十张嘴同时议论起来。有人说产品的方向是该转，有人说需要时间，有人说问题是早发现了，不是不想解决，是跨部门协调太难——钢铁、机械、化工、农业，各有各的计划，各有各的指标，各自为政，谁也说服不了谁。
托勒听见这些议论没说什么，只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等声音渐渐小下去，他才把话题从抱怨引回到方案上。
“同志们，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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