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七月三日,伦敦下着雨。
麦克唐纳站在唐宁街十号二楼的窗前,雨不大,但绵密,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动书页。
他的手扶着窗框,指节泛白,这半年他瘦了很多,西装显得有些空荡荡地挂在身上,领口松得能塞进两根手指。
医生说是糖尿病,要他注意饮食、注意休息、不要太操劳。
可内阁等着他拍板,议会等着他答辩,国王等着他汇报,国际局势一天一个样,每一桩每一件都像绑在他脖子上的绳索,越勒越紧。
他的身体就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垮的呢,也许从麦克唐纳坐上首相位置的那天就开始了。
一九二九年,全球经济危机刚刚爆发,他受命组建内阁。
那时候他还相信能用改良的办法稳住英国——提高失业救济、推行公共工程、跟各方工会谈判——一件一件来,总能找到出路。
他错了。
经济危机不是英国一家的病,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病。
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右翼势力就开始蠢蠢欲动。
报纸上天天骂他“通共”,俱乐部里天天传他“要搞红色政权”,连情报部门内部都有人开始串联。
他不知道该信谁,不知道谁可以信,财政部长在盘算英镑贬值,外交大臣在跟美国人私下接触,陆军大臣在考虑退休后去哪家军火公司任职,没有人在想英国怎么办。
没有人想,但他必须想。
麦克唐纳无力地从窗前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坐下。
桌上摊着一份刚送来的电报,德国海军在北海举行联合演习,参演国家的舰艇总数超过一百艘。
麦克唐纳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电报上签了个“已阅”,签完把笔放下,望着那份电报出神。
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公海舰队在斯卡帕湾自沉。
那些德国水兵亲手凿沉了自己的军舰,一艘一艘地沉入海底。
那时候谁能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德国人的舰队会重新出现在北海,比当年更强大呢?
他想不到。也许德国人自己也想不到。但韦格纳想到了,他想到了,所以他做到了。
这就是区别。
窗外的雨还在下。麦克唐纳站起身,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旧风衣。穿上风衣扣好扣子,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领带,领带是旧的,领口是松的,脸色是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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