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了几秒。
“克朗茨同志,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想,咱们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克朗茨想了想。
“为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
韦格纳点点头。
“对。但当家作主之后呢?是天天开会,天天喊口号,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
“我想并不是这样的。革命是让那些最普通的人,能吃饱饭,能穿上衣,能有房子住,能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是让那些在战壕里拼过命的人,能过上他们拼命想换来的日子。”
他走到克朗茨面前。
“波罗的海的同志,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枪,不是口号,是能和他们一起流汗的人。咱们得让全欧洲的年轻人都知道,那里需要他们。”
克朗茨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立正,敬了个军礼。
“主席同志,我懂了。”
韦格纳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陪我吃点东西。八点还要讲话,不能饿着肚子。”
两人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诺依曼正在打电话,声音急促而清晰。
“……对,八点,全国广播……转播线路要确保……施密特同志那边也通知一下……”
窗外,柏林一月的夜色越来越深。
但远处,展览中心的灯光还亮着。
那是希望的光。
也是召唤的光。
晚八点,柏林,柏林广播电台。
主控室里灯火通明。工程师们最后一次检查设备,调音师戴着耳机,手指在各种旋钮间移动,广播员坐在麦克风前,一遍又一遍地试音。
“一、二、三……柏林广播电台……一、二、三……”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门被推开,韦格纳走了进来。
“主席同志,准备好了。还有五分钟。”
韦格纳点点头,走到麦克风前坐下。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稿纸。那是施密特亲自起草的讲话稿,措辞严谨,逻辑清晰,该说的都说了。
但他没有拿起稿纸。
他把稿纸推到一边。
广播员愣了一下。
“主席同志,您……”
韦格纳摆摆手。
“不用这个。我自己来说。”
晚上八点整。红灯亮起。
韦格纳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向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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