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发现时，他们已经为旧势力提供了三年的物资、资金和情报。”
“所以审查不是抓特务。”韦格纳接过话头，
“是识别那些已经或者正在被腐蚀的人。”
“是的。”施密特说，“以及那些对腐蚀持默许、纵容、视而不见态度的人。”
“第三阶段，是制度性改造。
林茨案的教训不仅是有个坏处长被我们抓到了，更是那个坏处长为什么能在同一个岗位上连续作案四年而不被发现的问题。”
“审批流程不透明，监督机制形式化，干部交流轮岗制度执行不到位，群众举报渠道存在堵点，同级监察力量受制于单位主官……”
“这些不是靠一次专项审查、一批案件查处能根本解决的。
需要在制度层面重新设计权力运行的轨道，让权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他停下来。
“这不是明年能完成的事。甚至不是后年。可能需要五年、十年。”
韦格纳望着窗外灯火渐明的柏林。
五年。十年。
1929年的秋天，他三十九岁。五年后四十四岁，十年后四十九岁。
如果一切顺利，到那时，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将迎来它的第二十一个年头。
他想起1923年秋天，列宁在柏林治疗时与他那场深夜长谈。
彼时列宁五十三岁，那个夜晚，列宁同志的眼睛始终明亮着。
“韦格纳同志，”列宁说，“你知道我这一生最害怕什么吗？”
韦格纳没有回答。
“不是失败。我们吃过那么多败仗，1905年、1917年七月、内战初期……失败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
列宁的声音很轻，
“我害怕的是成功之后的官僚化。
是革命者变成新官僚，人民委员变成新贵族，苏维埃变成新衙门。”
他顿了顿。
“你知道俄国农民怎么形容旧沙皇的官吏吗？
他们说：
人来了，规矩变了；人走了，规矩还在。
我们推翻沙皇，赶走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
可如果有一天，工人农民推开县委的门，看见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还是那副面孔——穿着新制服，说着新套话，关起门来还是旧时代的做派。那我们的革命，到底改变了什么？”
韦格纳从回忆中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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