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非常活跃，参观了工厂、农场、学校、医院、文化场所，接触了各阶层群众，提问很深入。”
“嗯，是个认真做功课的人。”韦格纳赞许地点点头，随即问道，
“联络局的意见呢？”
“他们进行了初步评估。认为斯诺的报道在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知识界和左翼圈子有一定分量。
他的观察若能相对客观，有助于打破西方主流媒体对我国的妖魔化宣传，展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面貌。
风险在于，他毕竟是资产阶级媒体出身，立场不可能完全一致，提问可能涉及敏感领域。
建议若您同意接见，需明确边界，做好充分准备。”
诺依曼一板一眼地汇报。
韦格纳站起身，踱到窗前，望着楼下林荫道上井然有序的车流和行人。
阳光给柏林的一切镀上了金色的轮廓，充满生机与希望。
他想起了自己推动的这一切：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科技规划、社会福利、教育改革、文化塑造……还有那正在进行的、与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不懈斗争。
这一切，需要被理解，更需要被准确地传达给世界。
尤其是当下，法国革命成功，波罗的海风云激荡，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深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与“道路示范”空前激烈。
一个像斯诺这样的记者，他的笔，可能比一个师的力量还重要。
他不是官方的传声筒，他的独立记者身份和已有的声誉，使其报道更具可信度。
更重要的是，韦格纳从“历史”知道，斯诺具备一种难得的品质：
他能深入基层，看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变化，并用朴实的语言打动人心。
这正是向世界展示“德国道路”不是冰冷教条，而是鲜活生活的最好桥梁。
“见，为什么不见？”韦格纳转过身，语气果断而坚定，
“人家漂洋过海，穿过战火，诚心诚意来了解我们，我们没理由把客人拒之门外。
教员……呃，我是说，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敢于让外界来看，来问。
遮遮掩掩，反而显得心里有鬼。”
韦格纳走回办公桌后，坐下，拿起那份申请又扫了一眼。
“斯诺同志……他看到了法国革命的暴风骤雨，现在来德国看雨后建设。
这很好嘛！
正好让他比较比较，看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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