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的联合收割机正轰鸣作业,所过之处,麦浪倒下,谷物被自动分离、装入跟随的卡车。
场面之壮观,丝毫不逊于斯诺在北美见过的最大农场。
接待他的是农场管理委员会主席,费舍尔。
费舍尔同志年约六十,皮肤黝黑粗糙,手上布满老茧和旧伤疤,但腰板挺直,眼神明亮锐利。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头上戴着一顶同样旧但干净的帽子。
“我以前是那边,”他用拇指朝远处一片依稀可见残留建筑轮廓的林地指了指,
“是冯·阿尼姆伯爵老爷家的雇农。干了四十年,最好的年月也就是混个半饱。”
“现在,”
费舍尔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眼前广阔的田野和远处成排整齐的红顶白墙新农舍,
“这土地是农场集体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铁家伙,”他拍了拍身边一台停着保养的拖拉机的轮胎,
“是农业机械合作社的,我们自己有技术员维护。
收成除了按计划上缴国家,剩下的留作农场发展基金和我们自己的分配。
瞧见那些新房子没?每家都有,按人口和贡献分。
那边是农场小学、卫生所、俱乐部和奶牛场。”
他带着斯诺参观农场的生活区。学校操场上孩子们在玩球,卫生所里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在给一位老人量血压。
俱乐部里,一群年轻人正在排练合唱,歌声嘹亮。
“我大儿子,”费舍尔提到家人时,脸上皱纹都舒展开了,露出不加掩饰的骄傲,
“在波茨坦的农业航空学校学习!开飞机,给大地撒药、测绘!”
他顿了顿,看着斯诺,
“同志,你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我这样的老农民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土地归真正耕种它的人,机器帮忙而不是奴役人,孩子有前程,老了有依靠,干活有奔头。就是这么实在。”
斯诺问及农场与国家的关系,费舍尔回答得很朴实:
“国家给计划,给贷款买第一批大机器,派技术员指导科学种田。我们负责把地种好,完成计划,改善大家生活。
具体活计大家商量着干,劲往一处使。”
傍晚,斯诺回到柏林市区,脑海中交织着两种强烈的印象:
工厂里指向未来的科技与高度组织,农场中扎根土地的踏实变革与朴素自豪。
两者看似迥异,却共享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