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不会被赶走,干活有保障。
我除了种地,不会别的。法国船票是卖了家里最后一点东西凑的。
德国人发的这些小册子说,他们需要懂得现代耕作技术的人,去帮助改造东欧的农业。
我不知道东欧在哪儿,但我会开拖拉机,会用新式收割机。只要能有地种,有活干,给口饭吃,哪儿都比现在强。”
斯诺快速记录着,提问道:
“你们不担心吗?毕竟那是共产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完全不同,语言也不通。
宣传材料可能只展示了好的方面。”
米勒耸耸肩:
“担心?当然担心。但留在美国更让人担心。
至于宣传…我们美国报纸和政客的宣传还少吗? 结果呢?至少德国人的宣传里,有具体的工作岗位编号、工资数额、医院和学校的照片。
我们这边的宣传,只剩下空洞的信心了。”
詹金斯补充道:
“而且,并非毫无联系。有些教会的慈善组织,还有一些…嗯,倾向于左翼的文化团体,它们提供了一些帮助,甚至有小册子教基础德语会话和德国新社会的常识。感觉…那边是张开手臂,有计划地在吸收需要的人力和技术,而我们这边是任人自生自灭。”
这时,一个一直在旁边沉默地听着、抱着个小女孩的妇女怯生生地开口:
“先生…他们说,在德国,孩子看病不要钱,或者只要很少一点,是真的吗?”
她叫玛丽,丈夫在建筑工地事故中去世,抚恤金微薄,女儿有慢性哮喘,美国的医疗费用对她而言是天方夜谭。
德国宣传材料中全民医疗保障的字眼,是她决定冒险的最大动力。
斯诺无法回答她的问题,只能如实记下。
他看着这些被危机抛出正常轨道的美国人,他们带着破损的美国梦、实用的技能、求生的渴望,以及深重的疲惫和一丝微弱的、被异国宣传点燃的希望,漂洋过海,去投奔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敌国”。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讽刺和冲击力的事实。
航行在继续。斯诺在笔记本上写下:
“他们不是被意识形态感召的皈依者,而是被经济绝望推离的难民。
德国人提供的,不是飘渺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岗位、住房、医疗和教育承诺——这些正是危机中的美国所残酷剥夺的。
吸引力不在于主义多崇高,而在于它似乎能提供资本主义当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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