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估算，其单位工时生产率……比我们在底特律的标杆工厂高出约15%。
最值得警惕的是其研发部门，德国人正在全力攻关一款名为‘人民汽车’的原型车，而且德国人预估的售价仅相当于我们T型车当前售价的一半。”
在董事会上，福特挥舞着报告咆哮：
“这是不正当竞争！他们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补贴生产，压低价格，要摧毁我们的市场！”
但私下里，在与儿子埃德塞尔的密谈中，这位资本家的语气充满了困惑：
“他们的工人……看起来确实不一样。
没有我们这里普遍的疲惫和怨气。
如果我们底特律的工人也能有那样的住宅、诊所，或许……不，我在想什么？
那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知识界的反应更为公开和分裂。
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影响深远的《新共和》杂志上撰文指出：
“德国的新社会实验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
它证明，某种形式的中枢计划与调控，可以比完全放任的市场更有效地组织生产、避免浪费和危机。
我们面临的挑战，或许不是否定一切计划，而是如何将计划与民主制度、个人自由结合起来，探索一种‘民主的计划经济’。”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和进步圈层中激起了巨大反响。
立刻，著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世界报》上予以严厉驳斥：
“杜威教授被效率蒙蔽了双眼。
德国模式的核心代价是自由——经济选择的自由、政治表达的自由、思想与生活的自由被国家权力所侵蚀。
他们用面包换走了自由。
而自由，正是美利坚立国的基石与灵魂。我们不能为了吃饱饭而出卖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场争论代表了当时美国精英思想界的深刻裂痕。
与此同时，在大学校园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马恩韦列等人著作的英译本正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流传，为另一种更为激进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资源。
进入1925年，美国呈现出一幅奇特的图景：
一方面，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乏力；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狂欢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
这种反差，很大程度上源于大西洋彼岸持续涌来的资本洪流与国内深层的焦虑。
欧洲，尤其是法国的资本，在红色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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