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可以看看车辆的内部情况!”
姑娘的声音清脆,
“四个标准座位,后排座椅可以放倒装货。方向盘是全新设计,转向轻便。
仪表盘有速度表、油表和里程表——简单可靠,容易维修。”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农伸手摸了摸座椅的布料后转向众人,
“我是勃兰登堡集体农庄的,我们庄上申请到了一辆卡车——就是这牌子,拉货的型号。
上个月收甜菜,一天跑三趟去柏林,以前用马车得两天。
车没坏过,油也便宜,我们村的会计同志说运输成本降了一半还多。”
“路也好走了!”
另一个穿着工装裤的男人接话,
“我在劳动建设兵团干了八个月,修的就是柏林到波茨坦那段新公路。
你们去城外看看——双向四车道,全是沥青铺的,没有坑,没有马车挡道。
我们班长说,这路设计的就是给汽车跑的,将来要通到汉堡,通到慕尼黑……”
汉斯听着群众们的议论,他想起1918年的冬天。
那时战争刚结束,柏林街头没有汽车,他每天步行两小时去工厂——工厂其实已经停产,他只是去排队领那点可怜的救济粮。
埃尔莎怀了孕却营养不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没能活过那个冬天。
“同志,我能试坐一下吗?”
一个声音把汉斯拉回现实。
是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已经坐进了驾驶座,兴奋地摸着方向盘。
服务员姑娘笑着点头:
“可以的,但今天还不能试驾——得需要驾驶证才可以开车上路哦。”
“驾驶证是什么啊!”
“我听说了,”
铁路工人提高嗓门,
“交通部的新规定,满十八岁,通过理论和实操考试,就能拿到驾驶证!”
埃尔莎忽然轻声说:
“汉斯,你还记得1919年春天吗?我们领到第一张劳动券,去换土豆和面粉。你跟我说:‘至少我们不用吃树皮了。’”
汉斯记得。
他怎么可能忘记。
那时韦格纳主席建立的新政府刚刚稳住国内局势,粮食配给制虽然严格,但每个人都分到了活下去的口粮。
后来,劳动券变成了劳动马克,工资恢复了,商店里的货架慢慢满了起来。
先是有了肉,有了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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