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支持和我们自身经济军事实力未恢复的情况下,贸然施压可能适得其反。”
两派在议会和内阁中僵持不下,导致法国的对德政策陷入了一种“积极的瘫痪”这种奇妙的反应里——高声的谴责与低水平的实际行动并存,无法形成统一、连贯、有力的战略。
而就在这统治阶层的争吵与犹豫之间,法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正在蓬勃发展。
经济困境、战争创伤后遗症、对腐败政客和发战争财的工业巨头的普遍怨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德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奥地利迅速而成功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法国的无产阶级。
在里昂的纺织厂、圣埃蒂安的矿区、巴黎郊外的雷诺汽车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们不仅要求提高工资、改善条件,更开始提出政治诉求:
停止对反革命政权的资助、削减军备开支用于民生、乃至学习“柏林和维也纳的兄弟”,建立真正的工人代表会议。
街头,红旗与《国际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警方与示威者的冲突日益频繁和激烈。
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左翼的影响力迅速扩张。
不安在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弥漫,他们既害怕红色德国的外部威胁,更恐惧“赤色瘟疫”从内部吞噬法兰西。
于是,在1922年新年的钟声里,英法这两个曾经的协约国核心,对中欧崛起的红色巨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应对姿态:
一个在英镑的响声中权衡利弊,暂时选择有限接触与观望;另一个则在自身的经济伤口、政治分裂和社会革命的暗流中痛苦挣扎,既无力挽回奥地利的败局,又对未来的威胁与内部的动荡感到深深的恐惧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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