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里明确写道：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我们反对那种‘闭着眼睛瞎指挥’的指挥员。”
一次观摩人民革命军连级战术演习后，隆美尔与带队军官交流，发现对方对地形、敌情的分析方式，与这原则如出一辙，军官详细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多次侦察、沙盘推演才确定了最终的进攻路线和火力配置。
“他们不是在机械地执行命令，他们在思考！”
隆美尔对西克特感叹，他回想起自己过去在前线依靠个人观察和直觉进行指挥的经历，发现这与韦格纳提倡的方法竟有暗合之处，
“这和我们过去那种僵化的、依赖上级详细指令的指挥体系完全不同。如果每个层级都有这样的主动性……”
隆美尔没有说下去，但眼神里充满了对这套强调实践和独立思考的军事哲学的认可。
更深入的讨论由此展开，军官们不再简单地争论“对错”，而是开始探讨韦格纳思想的内在逻辑和运作原理。
一次，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德国国家利益”之间潜在矛盾的讨论异常激烈地展开了。
“我始终无法理解，”
冯·阿尼姆少校皱着眉头，他是传统贵族军官的代表，
“韦格纳一方面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号召世界革命，要‘打破一切民族国家的枷锁’，另一方面，我们却从报纸上读到，他与英国人进行秘密交易，用不侵犯波兰的保证来换取解除封锁，这明显是为了稳固东线，争取德国的喘息之机。
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自相矛盾？是机会主义！”
“不，我认为这是一种更高明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式的策略，”
曼施坦因沉吟道，
“可以称之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其核心在于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战略阶段的当前任务与长远目标。”
曼施坦因进一步阐述：
“当前，德国虚弱不堪，英法等国的封锁是勒在我们脖子上的主要绞索。
那么，利用英国对法国大陆霸权的担忧，暂时缓和与西方的紧张，甚至进行有限的合作，就是打破主要矛盾、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这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短期的、迫切的利益。”
曼施坦因停顿了一下，让众人消化，然后继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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