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期望分到的土地——那么,请问,”
台尔曼的声音陡然提高,:
“他们凭什么要支持我们?凭什么要把儿子送来当兵?凭什么要把辛苦种出的粮食交给我们?他们只会冷眼旁观,甚至会在敌人打过来时,为那些许诺保护他们‘财产’的反动分子打开大门!”
台尔曼回到座位,双手按在桌面上,做出了最终的论断:
“同志们,我再说得直白一点:如果我们不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团结到我们的红旗之下,那么无论我们在前线打多少次战术上的胜仗,无论布达佩斯的工人们多么英勇,我们这个苏维埃政权,都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外面看起来或许坚固,但只要一次大的风浪,就可能彻底坍塌!”
库恩·贝拉抬起头,脸色有些泛红,他无法接受台尔曼对其路线的全盘否定:
“台尔曼同志!我理解你的担忧,但你的论断是否过于悲观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如果我们为了讨好农民而牺牲工人的利益,模糊了阶级界限,那还是社会主义吗?
集中力量保卫城市,巩固工人阶级的核心地位,这正是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
农村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粉碎干涉军之后,用城市的工业力量去改造和解决!”
库恩·贝拉的语气中带着革命者的激情和对纯粹阶级路线的坚持。
几位工人委员也附和道:
“是啊,不能本末倒置!”
“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是天然的,依靠他们太不可靠!”
面对质疑,台尔曼的神色没有丝毫动摇,他等反对的声音稍歇,继续说道:
“贝拉同志,你提到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但韦格纳同志教导我们,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台尔曼引用了这句在德国革命者中广为流传的话。
“在当前的匈牙利,大地主、封建残余和外国干涉军是我们明确的敌人。城市工人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和领导力量。
但是,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他们是被剥削者,他们渴望土地,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必须争取、可以团结的潜在盟友!如果我们因为担心他们的‘摇摆性’,就采取排斥或者忽视他们的政策,那等于是在把成千上万本可以站在我们这边的人,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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