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介入医生问。
“患者存在长期炎症和肿瘤浸润。”
陆晨回答。
“人工材料的吻合稳定性可以预估，但感染和血栓风险也更高。”
“如果自体血管足够，就不应该主动增加变量。”
程维远补充。
“这台手术最怕的不是单一风险，而是多个小风险叠加。”
马丁教授点头。
“按照这个顺序准备。”
麻醉团队随后汇报。
患者术前胆红素持续偏高，凝血功能略有异常。
如果手术时间过长，术后肝功能衰竭风险会显著增加。
陆晨要求将手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完成低压暴露和动脉弓评估。
第二阶段建立临时旁路并确认肝脏灌注。
第三阶段根据组织层次决定肿瘤切除范围。
“如果第一阶段无法确认弓桥稳定性，手术到此结束。”
“如果第二阶段旁路建立后灌注不稳定，不进入肿瘤切除。”
“如果第三阶段发现神经鞘浸润没有安全层，只进行最大安全范围切除。”
他说完后，马丁教授将三条停止标准逐一重复。
确认所有人都听清后，会议才继续。
下午，杜瓦尔的家属来到医院。
他的女儿是法国一名律师，对医疗风险十分敏感。
她在签署文件前，连续询问了手术团队一个多小时。
“如果中途停止，意味着肿瘤无法完整切除吗？”
“可能意味着无法根治。”
陆晨回答。
“但停止能够保留患者继续接受其他治疗的机会。”
“如果继续呢？”
“可能完成更大范围切除，也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灌注崩溃。”
“你们更看重哪一个？”
“患者活着离开手术室。”
陆晨没有犹豫。
杜瓦尔的女儿看向马丁教授。
马丁点头。
“这是整个团队的共同意见。”
她这才在文件上签字。
傍晚，冯·莱纳通过视频与杜瓦尔通话。
他的声音仍然虚弱，却已经能够连续说出完整句子。
“贝尔纳，你看起来比我糟糕。”
杜瓦尔靠在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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