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会议室没有安排记者。
长桌两侧坐着血管外科、肝胆外科、重症医学及涉外医疗协调人员，屏幕上是刚传回的术中资料。
会议开始前，所有人的手机都按要求统一管理。
钟山沈坐在靠近屏幕的位置，面前没有宣传报道，只有病例摘要和几张放大的血管截图。
工作人员先通报调查进展。
术前参数修改已经得到初步证实，助手删除记录的行为也有对应证据，相关材料正在固定。
钟山沈听完，只问了一句。
“抢救资料是不是全部拿到了？”
“手术原始录像已经开放加密访问，监护数据正在持续同步。”
老人点头，示意先讨论患者。
负责汇报的专家将影像切换到毁损区域，圈出门静脉汇合部剩余的组织。
“局部结构破坏严重，常规修补缺乏可靠落点。”
另一位专家接着说明，患者已经接受大量输血，凝血、代谢及组织水肿都在增加再次操作的难度。
临时体外回路缓解了部分淤血，却没有恢复正常的入肝血流。
肝脏正处于持续低灌注状态。
“只讨论能不能接上血管，已经不够了。”
重症专家把几组趋势图放在一起。
“重新建立循环的过程，也可能让他无法承受。”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有人提出先由国内团队远程参与，有人建议联系欧洲当地更大的移植中心。
这些工作其实都在推进。
维也纳方面已经组织多轮会诊，几家外院团队也看过资料，至今没有给出可实施的补救方案。
钟山沈把手里的笔放下。
“他们现在缺的，不是再多一份风险评估。”
他看向屏幕上的术野截图，手指在桌面轻轻点了一下。
“缺的是能在这种血管条件下，重新找出可用路径的人。”
一名专家缓缓点头。
“需要同时处理极端血管重建、复杂腹腔组织分离和多器官灌注失衡。”
“还得能在术中随时改变顺序。”
旁边的人补了一句，随即又沉默下来。
单独把每项能力列出来，国内都能找到很强的专家。
可把这些条件压在同一名濒危患者身上，再把时间缩短到几十个小时，名单便迅速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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