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捕前系七星山林场伐木三队伐木工，案由：流氓罪。日期为1970年5月。
在备注栏写着，张犯系省城大学下放劳动改造的右派，在改造期间，不思悔改，破坏贫下中农家庭和睦，情节恶劣，且拒不认罪，建议从严惩处。
无论是日期还是案由，都完全对得上。
“果然姓张！可是，看守所为啥都喊他老王呢？”邱源拿着那张泛黄的纸，手都微微有些颤抖：“还有，这份文件应该在看守所啊，怎么会留在县公安局的档案中呢？”
吴宪华说道：“具体情况已经无从知晓了，但我问了几位老同志，他们给大致推测了下，我觉得基本差不多。”
“你说。”
“按照当年的办案流程，赵所长应该是把犯人先送到县公安局的，不过啊，当时办案条件非常有限，七星山林场虽然距离县城很近，但也有将近十公里，而且，那时候还都是土路，老同志说，这位赵所长把犯人从七星山林场押到县里，本身就挺费事的，为了安全起见，最稳妥的办法是先把人送进看守所，然后他再去办理相关手续。”
几个人都全神贯注的听着，谁也没有打断。
吴宪华继续道：“当年的公安和司法系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据老同志说，县看守所的警力不够用，都是由县武装部的民兵连负责看押犯人的，所以管理上有些混乱。赵所长把人送到看守所之后，就去县公安局了。从七星山到县城，往返要20多公里的路程，他肯定是要着急赶回去的，当时大概率是骑着自行车，所以，如果县公安局具体负责同志没在的话，他应该不会久等，毕竟，如果回去晚了，天就黑了，而他又是外来的干部，不敢贪黑赶路，很可能把案件卷宗托人转交，然后自己就先回去了。”
“你的意思是，这个负责转交的同志，把这事给忘记了？”刘鹏宇问。
吴宪华笑着道：“太有可能了啊，当年县公安局的在编民警也就不到五六十人，如果赶上办案，人手就更不够了，没准赵所长托的这位同事第二天正好有事，结果忙起来就给忘记了，这份卷宗就一直在他手里放着，过了很久他才想起来，或者他压根就把这件事忘得死死的了。”
“确实有可能。”邱源皱着眉头道。
吴宪华继续说道：“为此，我还特意给老赵打了个电话，但他已经记不清楚当年把卷宗交给谁了，只能依稀记得，当时已经是中午，预审科的几个人都不在，他就只好把卷宗交给隔壁法制科的一位熟悉的民警，至于这位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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