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二日,清晨。
泰晤士河上的雾气还没完全散去,白厅街头的煤气灯在灰蒙中透着昏黄的光。这个时间,大多数伦敦人还在睡梦中,但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办公室已经灯火通明。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却驱不散那股彻骨的寒意。
格雷站在窗前,背对着房间里其他五个人。他六十四岁了,担任外交大臣已经十年,经历过无数次外交危机,但今天早晨送到他桌上的这份报告,还是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先生们,”他转过身,声音出奇地平静,“有谁能告诉我,这份报告有多少夸大的成分?”
长条会议桌旁坐着四个人:军情六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海军大臣约翰·杰利科上将,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以及刚从远东调回的前驻日武官汉密尔顿上校。
卡明爵士清了清嗓子,这位五十八岁的情报头子有一张让人过目就忘的脸——这正是他最大的优势。但此刻,他的表情异常严肃。
“大臣阁下,这份报告经过三个独立渠道交叉验证。”卡明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我们在上海的商业情报员、在新加坡的海军观察员,以及在柏林收买的德国军需部文员,提供的信息完全吻合。”
他拿起桌上那份厚厚的文件:“兰芳共和国,这个成立不过十二年的华人国家,正在以惊人的深度介入欧洲战争。他们做的,远不止我们原先知道的运送樱花国雇佣兵。”
杰利科上将——这位五十三岁的海军掌门人眉头紧锁:“说具体点,卡明。具体到什么程度?”
“三个方面。”卡明翻开文件,“第一,军事运输。过去八个月,兰芳船队向德国运送了超过十五万名樱花国士兵,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他们拥有至少八艘万吨级改装运兵船,护航舰队包括两艘俾斯麦级战列舰、四艘奥马哈级巡洋舰,以及数量不明的驱逐舰和潜艇。”
基钦纳勋爵——留着标志性大胡子的陆军大臣,用粗壮的手指敲着桌面:“樱花国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说点我们不知道的。”
“第二,武器贸易。”卡明翻到下一页,“德国陆军在东线装备了一种新型105毫米榴弹炮,性能远超我军同类型号。经过技术分析,这种火炮的设计与德国现有体系完全不同,有明显的……亚洲特征。我们的工程师认为,它来自兰芳。”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第三,”卡明的声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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