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握着话筒，窗外的灰霾渐渐染上暮色。
“结果呢？”他问。
梁启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说：“陈默，我这边有个项目。上市公司是做实业的，老板我认识二十年，这一轮跌下来股价腰斩，但基本面没坏。我们联手做一波反弹，他出市值管理需求，我出资金渠道和人脉，你出研究和市场影响力。三个月，30%收益，年底排名能拉回来。”
他没有问“做不做”。
他只是说完，然后等待。
陈默看着窗外。暮色已经完全沉下来了，对面写字楼的灯光显得更亮，深南大道的车河也更密集。晚高峰了，无数人正在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向地铁站、公交站、停车场，涌向那些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家。
他想起1997年第一次在深圳见到梁启明。
那时他刚下渡轮，行李箱轮子在上海的旧弄堂里磨坏了一只，拖起来嘎吱嘎吱响。他站在电子科技大厦楼下，仰头看着37层的玻璃幕墙，阳光太烈，晃得他睁不开眼。
梁启明从大堂里走出来，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身后跟着两个拎公文包的年轻人。他经过陈默身边时扫了一眼——不是看人，是看那只坏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
就那一眼。
然后他脚步没停，径直走向门口那辆黑色的奔驰。
后来老陆打电话来说，启明的人事部通知你下周面试。陈默问，为什么是他们主动联系我？老陆说，梁启明记住了你的行李箱。
那时陈默不懂。
后来他懂了。
梁启明记住的不是行李箱，是那只破旧行李箱上绑着的一本《证券分析》。
他在上海见过太多带着这本书闯深圳的年轻人。有些留下了，有些走了，有些赚到了钱，有些赔光了本钱。但梁启明从不让任何人看出来他记得谁。
那是旧时代的生存法则：不暴底牌，不表露情绪，不承认任何可能成为软肋的连接。
七年后的今天，梁启明给他打这通电话。
陈默开口了。
“梁总，我不能做。”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应。只有很轻的呼吸声。
“理由。”梁启明说。
“我没有抄底的勇气。”陈默说。
他顿了顿。
“只有等待的耐心。”
沉默。
然后是梁启明的笑声。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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